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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美国伟大

坎布里奇—总统就职典礼和毕业典礼通常都是非常情绪性的事件。这类仪式既标志着一个国家或一个个体的一个段落的结束,也标志着新的开始。

作为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我每年都要参加毕业典礼。尽管毕业典礼对我来说如此平常,但当我看到学生完成了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开始考虑他们的我来时,我都会感到十分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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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典礼上,一个高光时刻是多名教授和公共人物逐字逐句朗读约翰·肯尼迪的就职演说。这是一份写于56年前的文件,它代表着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冷战、核末日威胁以及大量新晋独立穷国所面临的挑战占据决策者关注焦点的世界。但是,在不到14分钟的时间里,这份就职演说每一次都能打动和鼓励观众席上的每一个人,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那一半毕业生和他们的家庭。

要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妨回忆一下这篇名著。一开始,肯尼迪宣誓要捍卫自由的朋友,抵御自由的敌人:“要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管它想要我们好还是坏,我们都将不惜一切代价,承受一切负担,克服一切困难,去支持我们的朋友,对抗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和成功。”

他还承诺打击贫困:“住在乡村茅舍、渴望打破重重痛苦的一半地球人:我们承诺竭尽全力帮助他们自力更生,不管需要多长时间——这不是因为共产党也会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他们的选票,而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处于贫困的人,它也无法拯救那极少数富裕的人。”

而这一承诺是西半球团结的基石:“对于我们边境以南的兄弟共和国来说,我们做出一项特殊承诺——让我们的好话变成好事——在一个新的进步同盟中——帮助自由人和自由政府摆脱贫困的枷锁。”

最后,公益服务伦理观:“还有,我的美国同胞: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我的世界公民同胞:不要问美国会为你做什么,问问我们携起手来能为人的自由做些什么。”

这些话之所以能够造成经久不衰的情绪号召力,是因为它们提到了也许很困难的行动方针,其背后的推动力是誓死捍卫美国和世界公民的共同价值观。这一方针——它建立在基于价值观的规则体系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交易基础上——让美国得以创造和维持一个能够保证和平与和平合作的国家联盟。

快进到现在。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纲领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已经从昔日的伟大中衰落。就业流向了墨西哥和中国,因为软弱的领导人谈判了糟糕的协议。移民,主要是非法移民,则拿走了剩下的少数岗位,而在空余时间尽干些杀人强奸的勾当。因此,美国需要一位把美国放在第一位、知道如何在每一次机会中如何获得最佳协议、用美国的全部力量推进它的利益的总统。

我怀疑基于这些思想的就职演说是否能够在毕业典礼上震撼和激发大量听众,特别是当许多听众是其他国家的公民的时候。这样一份演讲无法鼓励任何人为任何普世原则或挑战“承担一切负担”,不管是人权还是全球变暖。它无法劝诫我们风物长宜放眼量。

在历史进程中,很少有强大的国家能发展出这样一种感受:认为自己不是基于民族文化遗产,而是基于一系列所有公民生存之所系的价值观。对美国来说,这就是“生活、自由和追逐幸福”。对苏联来说,这是世界无产者大团结——“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欧盟是基于能够吸引28个国家加入其中的普世价值观和原则;尽管发生了英国退欧,仍有六个国家正在努力加入其中。

相反,今天伟大且强大的俄罗斯或中国——或当年的第三帝国——也许能够赢得本国公民的支持;但这些国家无法构成其他国家向往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因为它们是基于并不包含他者的自身的愿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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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伟大和领导世界的能力的基础来自普世价值观,这些普世价值观又是保护他者权利的规则体系的基础,而不是试图将伟大建立在以从他者身上获得更多好处为目标的交易体系的基础上的美国。这样一个美国将发现,它领导世界的能力受到缺乏商誉和充满不信任的制约。其他国家将联合起来抵抗美国的仗势欺人。

如果特朗普真的想让美国重新伟大,他应该仔细思考他的就职演说如何面对56年前的全球听众。它能否激发2073届毕业生,就像肯尼迪的就职演说激发今天的毕业生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