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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一”金融改革?

伦敦—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为找到同情他的立场、能帮他把推特转化为政策的政府人手,而奥巴马所认命的人则在不断离开联邦政府和其他机构。对金融界来说,意义最重大的离职是在过去七年领导金融监管工作的美联储理事丹尼尔·塔鲁洛(Daniel Tarullo)。

很难说塔鲁洛受到了银行界的一致欢迎。他领衔要求大幅提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资本率。他是个难产的谈判对手,拥有很强的识破金融企业诡辩术的本能。但随着他的离职,欧洲将流下鳄鱼的眼泪。欧洲银行,乃至欧洲监管者,担心他坚定推行更严格的巴塞尔3.5标准(或者用银行家的话说,是巴塞尔4.0标准),如果这一标准以美国所想要的形式得到实施,就要求进一步大幅增加资本,特别是欧洲银行。他的去职让这一方案的前景蒙上了不确定性。

但塔鲁洛也热衷于推动国际监管合作,频繁出访推销监管合作。多年来,他一直担任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中鲜为人知但十分重要的监督和监管合作常务委员会主席。他坚定地致力于与FSB和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等国际机构的同事们合作以实现监管协定,从而让所有银行在公平的竞技场上竞争,这一点从未动摇。

目前,一些过去批评他最卖力的人对他的去职十分焦虑。谁会接替他?2010年多德-弗兰克(Dodd-Frank)法案规定美联储需要设立一个副主席职位——从未有人担任过此职——来领导美联储的监管工作。这一任命——特朗普目前正在选人——能像塔鲁洛那样致力于国际路线吗?或者,他的主要任务将是构建监管墙,让美国银行不受全球规则管辖?

我们尚不清楚这些问题的答案,但美联储观察者在1月31日看到了令人警惕的信号: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副主席帕特里克·麦克亨利(Patrick McHenry)致信美联储主席耶伦,直白地提出了批评。“尽管特朗普总统明确表示要以美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利益为先,”麦克亨利写道,“但美联储似乎仍然在国外与全球技术官僚谈判金融机构监管标准,这些谈判不具有透明度和可问责性,美联储也不具备监管谈判权。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2月10日的复信中,耶伦坚决反驳了麦克亨利的指责。她指出,美联储绝对拥有它所需要的权力,巴塞尔协定不具有约束力,并且,无论如何,“强力监管标准能增强美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并促进金融企业的竞争力。

但这绝不是故事的结局。如今吗,战线已经划定,麦克亨利的信表明了一些接近总统个共和党将会在国会亮出怎样的观点。华盛顿总是存在一些在这个或那个领域不喜欢与国外串联的声音。尽管特伦的观点是正确的,但美联储参与国际谈判的权限并不意味着它必须这样做,而新的任命人选可能会认为美联储不应该这么做。

如此反覆将在美联储内部制造对立,而FSB,或者事实上还有巴塞尔委员会,将因此采取什么立场仍不得而知。20世纪30年代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秘书处所在地)成立之初,美国政府曾经拒绝接受委员会席位,而美国的代表是JP摩根。时至今日,显然这一安排运转得十分出色。

这些问题对欧洲来说绝非稍纵即逝的利益。欧洲资本充足度指引通常将巴塞尔协议转化为欧盟法律。如果巴塞尔进程陷入停顿,作为西方资本市场基础的跨大西洋协议将极其难以达成。

英国退欧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在欧盟27国与英国没有达成任何特殊协议的情况下,英国和欧盟监管者将在巴塞尔协议中进行合作,而不是在欧洲银行监管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进行合作。如果巴塞尔委员会沦为清谈俱乐部,而不具备制定切实标准的能力,那么这一链条的另一个关键环节将被打破,英国将更加难以主张,当伦敦的银行面临国际标准时应该享受欧盟同等待遇。

当央行行长们与他们所熟知的恶魔挥手道别时,金融监管却进入了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而决策者们则将如坐针毡地在等待马拉拉歌庄园(Mar-a- Lago)的指示。美联储理事不可能在游泳池边得到任命,或一边打高尔夫球一边面试,但决定已经不远了。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金融界集体屏息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