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ruma172_Carl CourtGetty Images_trump supporters japan Carl Court/Getty Images

美国全球文化未衰

纽约—阿曼达·戈尔曼(Amanda Gorman)在美国总统拜登就职典礼上深情吟诵的诗作《我们攀登的山》(The Hill We Climb)感动了数百万人。这足以让一家荷兰大出版商委托一位著名小说家着手翻译。但是,国际布克奖得主、白人、被认定为非二元论(nonbinary)的小说家玛丽克·卢卡斯·里尼维尔德(Marieke Lucas Rijneveld)这一人选立即引起了荷兰黑人活动家的抗议。他们要求由黑人翻译非裔美国人戈尔曼。挑选一名白人译者引起了一名抗议者的"痛苦"。里内维尔德退出了这个项目。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边的日本,美国极右阴谋论QAnon的当地信奉者们在其中揉入了自己的奇谈怪论,形成了特朗普被剥夺总统职位的共同信念。日本的QAnon的支持者相信,险恶的外国人在幕后统治着日本,天皇家族应该对从原子弹到2011年毁灭性地震的所有事情负责。如果这还不够奇怪的话,一群日本QAnon信徒还把失宠的前美国陆军将领迈克尔·弗林(Michael Flynn)当作偶像崇拜。

无论好坏,美国文化的影响仍然像以往一样强大。至少在这方面,有关美国衰退的报道被夸大了。即使有中国的崛起,欧盟的巨额财富,以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尴尬景象,世界各地的人们仍然在美国身上找到文化和政治的线索。

过去最害怕美国文化影响力的,是右翼人士。战前欧洲和日本的文化保守派不屑于对美国商业主义的庸俗、其多种族移民社会的无根性以及其政治体制的喧闹自由主义。美国的榜样是对社会秩序、种族同质性和高端文化的威胁。当然,政治极端人士找到了共同点。极左派哀叹美国资本主义文化——"可口可乐殖民"——的全球影响力。

事实上,与可口可乐一样,美国多年来最成功的出口产品之一就是抗议文化。毕竟,正是美国独立战争激发了法国大革命。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的学生都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越南战争的示威游行,但他们的榜样却是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他们听美国抗议歌曲。有时,就像希腊的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一样,反美政客的思想形成于美国的大学校园。

尽管美国有许多体制缺陷,存在种族主义历史,时不时爆发道德癔症,但其主要吸引力在于承诺更大的自由:经济、政治、艺术和性自由。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纳粹德国的左翼难民常常选择移居美国,而更保守的难民则倾向于在英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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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问题是,美国目前的影响力浪潮是否承诺更多还是更少的自由。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批判性种族理论"和性别政治正在席卷美国大学校园和自由派媒体,扩大了自由的范围,特别是对性和民族少数群体而言。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美国历史上的特殊创伤,正如坚持公开赎罪与美国特有的宗教传统有关。

美国文化的这些方面能否巧妙地投射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美国人对"身份"和"代表"的痴迷在历史迥异的国家是否有着相同的意义?为什么戈尔曼的诗必须由荷兰有色人种翻译?为什么一所以法国女数学家(索菲·杰曼)命名的法国高中要 改名为 非洲裔美国活动家(罗莎·帕克斯)?

人们可能还会怀疑,以社会正义和"去殖民地化"的名义将西方经典作家的书籍从课堂上移走是否能扩大我们的自由。这无疑是抗议文化的一种形式。但是,在美国激起了大量关于种族、性别和身份的激进主义的意识形态热情,与过去的流行运动其实遥相呼应:清教徒主义、准宗教热情、智力不宽容——简言之,与更多的自由正好相反。

左翼极端主义正在被煽动,实际上是右翼的镜像。如果说"觉醒文化"的浪潮正在席卷美国以外的国家的大学和自由媒体,那么通常更加恐怖的右翼疯狂——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称之为 "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也是如此。

特朗普及其反自由、反移民、公然民族主义的论调,已经刺激曾经强大的自由民主政体边缘冒出众多独裁政客。日本QAnon的发展便是美国偏执狂风格向海外蔓延的最明显例子。

人们可以,并且也许应该乐观地认为,美国的道德恐慌会过去;理性将再次占上风。拜登时代可能会拔出特朗普主义的流毒,美国知识分子生活受到敬仰的原因——宽容将重新焕发活力。即使美国势力的有害影响仍然在其他国家肆虐,也有可能如此。为了美国和世界,人们只能希望迅速发生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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