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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他主义

普林斯顿—人类真的可以受利他主义的驱动?我的新书《你能做的最大善事》(The Most Good You Can Do)讨论了被称为“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的新出现的运动,在关于这本书的访谈中,我惊奇地发现这个问题是如此频繁地提及。

为何我们要怀疑有人至少会有时采取利他行为?从进化论的角度,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对家人和可回馈帮助的人的利他主义。一个很有道理的说法是,如果我们推理和思考的能力足够发达,可以确保我们明白陌生人可以与我们一样受苦或享受生活,那么至少我们中一部分人也会对陌生人有利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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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组织盖洛普公司(Gallup)询问了135个国家的人在过去一个月中是否为慈善组织捐过钱、为某个组织贡献义务劳动,或者帮助过某个陌生人。盖洛普调查的结果——也是2014年世界奉献指数(World Giving Index 2014)的基础——表明大约23亿人,即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每个月至少会有一次利他行为。

更客观的利他主义证据也支持这一发现。在许多国家,医用目的血液供应依靠志愿匿名献血。从全球看,超过1,100万人在骨髓捐献数据库中注册,表示愿意向陌生人捐献自己的骨髓。少数人(但人数在不断增加)更进一步,愿意为陌生人捐献肾脏。2013年美国有177例在世捐献者的利他捐献,2013年5月—2014年4月英国有118例

接下来我们看看慈善捐赠。光是在美国,2013年就有2,400亿美元的个人慈善捐赠。加上基金会和企业的捐献,总数达到了3,350亿美元,或国民总收入的2%。

人们通常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加乐善好施;但是,就人口捐钱比例而言,缅甸、马耳他、爱尔兰、英国、加拿大、荷兰和冰岛都比美国做得更好。在缅甸,91%的受访者在过去一个月中捐过钱(美国的这一比例为68%),这体现了支持和尚和尼姑的深厚的小乘佛教捐献传统。缅甸也是义务劳动时间比例最高的国家(51%)。

但是,美国在“帮助陌生人”方面的评分最高。再加上在义务劳动时间上的高分,使美国与缅甸一起成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

诚然,这些奉献并不完全是利他的。纽约林肯中心上个月宣布,亿万富翁、娱乐业大佬大卫·格芬(David Geffen)为其音乐会设施艾弗里·费雪音乐厅(Avery Fisher Hall)捐献1亿美元,条件是将该音乐厅改名为大卫·格芬音乐厅。

这份礼物似乎更多是受名誉而非行善驱动。毕竟,格芬事先就已知道,让艾弗里·费雪家族同意改名需要给他们1,500万美元补偿。无论如何,在这个十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世界,一个利他主义者多半会认为,有许多事情比整修为音乐爱好者服务的演出厅更加慈善。

在奉献人群的反面,研究奉献行为的心理学家认为,向大量慈善机构捐小钱的人与其说是受助人愿望的驱使,不如说是为了从捐钱行为中获得的温情效应(warm glow)。相反,其他捐献者捐更多的钱,并且通常只根据关于慈善机构正在进行的活动的信息选择少数机构。他们希望给世界带来一些正能量。他们的捐献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这不是驱动他们的原因。

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由后一种捐献者构成,他们是知行合一之士。他们的目标是用他们所愿意拿来用于慈善目的的资源尽可能地做最大的善事。

这些资源可能包括他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四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他们的利他主义也许包括他们的时间和才华,并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用理性和证据确保他们用于做善事的资源尽可能地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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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表明慷慨的人通常比不奉献的人更快乐、更满意于生活。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奉献引起大脑回馈中心活动(回馈中心是大脑的区域,也受美食和性行为的刺激)。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捐赠者不是利他的。他们的直接动机是帮助他人,他们的奉献给让他们更快乐,这只是奉献确实帮助了他人的结果。如果这样的人更多一些,就会有更多的奉献,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将“利他主义”的定义定得如此狭隘,以至于只能用于奉献与个人总体利益相悖的情形,这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要点——最理想的状况莫过于促进他人利益与促进自身利益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