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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丧失理智的

雅典——在回答希腊记者提问时,乔治·克鲁尼表示让现存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帕台农神庙大理石浮雕(英国也称之为埃尔金浮雕)回归其古代的家园雅典是“正确的选择”。

十九世纪初,1799至1803年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埃尔金勋爵将雕像和饰物搬出了帕台农神庙。埃尔金把雕像出售给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将这些文物放在大英博物馆展出。现在希腊想要回这些文物。

Erd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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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尼新片《古迹卫士》的上映引发了本轮历史争议,这部影片描述的是二战时期从纳粹手中拯救艺术品的联合行动。克鲁尼此番言论却激怒了火爆的伦敦市长及古典学者兼作家鲍里斯·约翰逊,他反唇相讥讽刺克鲁尼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与影片中描述的纳粹非常相似。

但影片的核心与其说是关注这场争议,还不如说是展现角色性格。或许最重要的问题是:公众更愿意相信谁——克鲁尼还是约翰逊(或者纳粹)?

当然,有人可能会问这与当时的参与者有什么关系;本案的事实理应是不言自明的。但这件事就像很多重要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一样,人们的看法远不止立足于事实。有时我们的确会深入思考各种观点孰优孰劣,并积极搜寻一种观点胜过其他观点的事实和证据;但也有时我们迅速对观点做出不负责任的判断,我们真正关注的并不是证据,而是观点倡导者的专业性或受欢迎度。

社会及认知心理学家早就在对人类处理信息及最终判断的“双进程”模型的研究中了解了这两种基本进程。我们在一时兴起购买烤面包机时只经过末梢区域的神经路线,但我们在选购汽车时却要经过所谓的中枢路线——即全面衡量技术、安全和美学特征。

对说服能力的系统性研究始于二战,因为美军意识到与被希特勒蛊惑的民族作战需要鼓舞军队士气,并说服民众支持战争。他们向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及其同事寻求帮助,前者的研究结果成就了由沟通者、受众和信息等三组变量组成的著名的说服模型。

霍夫兰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后者指出说服能力取决于沟通者的道德品质、受众的情绪状态还有最重要的——论证的逻辑性。

心理学研究表明这三点当中的任何一点都可以很有说服力,而说服力的大小取决于演讲者的魅力以及听众自身的倾向性。比方说,迷恋明星的女性影迷可能特别容易相信好莱坞著名银狐的观点,或者在涉及纳粹的情况下,恐惧会使听众很容易被说服。

但多数情况下当面对重要问题时,人们更有可能采取所谓信息处理的中枢路线,而且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比方说世界文化遗产问题就需要自觉、全面的考虑现实情况。事实上,在权衡所有信息和每种立场的相对优劣后作出重要决策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任何成功文明的立足点。

一旦履行了这项义务,理性的人就应该明白由曾几何时的帝国主义代表性博物馆长期把持的帕台农神庙大理石浮雕被与其余帕台农神庙雕塑硬生生地割裂开来——这是对艺术的粗暴践踏,也是英国在多灾多难的希腊人民尚未愈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因此,只有一个可能的结论:被夺走的大理石雕像必须回归其历史家园,按照古代艺术家的意愿向全世界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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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我说服了?也许没有——毕竟我是希腊人。但不要听信克鲁尼,也不能盲从约翰逊。决定世界文化遗产的归属不像买面包机那样简单。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