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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禁令伪善

新德里—上个月,18位印度比哈尔邦戈帕尔甘杰(Gopalganj)区的人民在饮用假酒后死亡,此事再次突显印度奇怪的道德与悲剧之间的关系。受害者中毒的原因是今年4月比哈尔邦出于道德考虑实施了严苛的法律禁止酒精的销售、拥有和消费。这绝非印度第一宗造成严重后果的禁令。

在圣雄甘地被视为民族英雄的印度,饮酒一直被视为恶习。甘地本人认为酒精是十足的恶魔。印度宪法以不具强制力的指导原则敦促印度人民厉行禁止,政府在国宴和公务接待中也不提供酒精饮料。印度29个邦中的四个(比哈尔、古吉拉特、曼尼普尔和那加兰)以及一个直辖区(拉克沙威或拉克代夫群岛)目前都在尝试强制性禁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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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厉行禁止政策在印度向来困难重重。2002年,曼普尔邦的1991年禁令在五个有着数百年饮酒风俗的山区被取消。拉克沙威的禁酒令也对其中一个岛屿豁免,一处度假区允许经营酒吧。在我小时候的孟买,如果你被医生判定为醉酒,就可以免于刑罚。(上层人士竞相给自己贴上酗酒者的标签。)

最能体现这种道德主义的利弊的邦要数喀拉拉,2014年,喀拉拉邦宣布对酒精销售实施局部禁令,并计划在十年后全民禁酒。此后该政策日益减弱。

喀拉拉邦地处沿海地区,一直是旅游胜地——这一盛名当然建立在想喝就喝的基础上。禁令实施前,喀拉拉邦保持着一项可疑的记录:印度最高人均酒精消费量。但在印度,禁令在许多选民细分群体中稀松平常,政客要抵制道貌岸然地敦促改善同胞境况的做法是十分困难的。

因此,克拉拉邦政府实施了禁令。一开始,许多人都赞成。影响力巨大的基督教会赞赏该政策,受基督教会支持的政党亦然。喀拉拉邦的穆斯林领导层,包括时任执政联盟成员印度联合穆斯林同盟(Indian Union Muslim League)也是大力支持。工人阶级妇女早已对劳工丈夫们将每个月的工资浪费在喝酒上怨声载道,她们也欢迎这一决定,传统论者、甘地派和其他道德主义者也是如此——印度这样的人有很多。

在喀拉拉邦,每有一位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站出来反对这一决定。可能有这样的打算的政客都知道,他们立刻会被批判为万恶的酒精爱好者、“液体黑手党”代理人、喜欢泡吧的甘地主义公序良俗的敌人。

但有很好的理由应该反对该禁令——这些理由与宗教、道德或酗酒无关。酒精税占喀拉拉邦收入的22%,是维持其慷慨的福利政策的重要支柱,而喀拉拉邦的福利政策被夸赞为印度最佳社会发展指标。另有26%的邦收入来自旅游业,而旅游业必然会因为禁酒令而遭受重创。

此外,喀拉拉邦的大部分经济活力以来活跃的知识和服务界。如果禁酒令影响到喀拉拉邦的生活质量,吸引海外人才和投资将变得十分困难。(毗邻的卡纳塔克邦的班加罗尔的IT人才都喜欢在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后去酒吧小酌一番。)

喀拉拉领导人应该知道,如果不让被课以重税的酒精畅通地流通,本邦收入将大受影响。但他们还是实施了禁酒令。

20,000酒吧和酿酒厂员工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而当时的喀拉拉邦已经因为高失业而步履维艰。旅游业经营者因为取消行程而遭遇重创,本打算来到喀拉拉邦的游客纷纷决定改去斯里兰卡或果阿;50%的会展预定被取消。打算迁往干净、绿色、技术友好的喀拉拉邦的IT公司纷纷表示对禁酒政策十分担心。

不久,喀拉拉邦政府决定禁酒令只对烈酒有效,已经关门的酒吧可以重新开张,销售葡萄酒和啤酒。但这不足以拯救政府在6月邦选举中的命运,在选举中上台的共产党政府支持酒精是魔鬼的教育,而不实施禁酒令,承诺重新评估禁酒政策。

于是,喀拉拉邦不再打着从人民自己手中拯救人民的旗号走向灾难了。但它根本不必走到收入下降、犯罪(包括走私、逃税和生产假酒)增加这一步才被迫废除禁令——其他邦的禁令都是可供借鉴的教训。有四个邦——安德拉、哈里亚纳、米佐拉姆和泰米尔纳德——都已经废除了禁令政策。

诚然,并非所有人都因为禁令政策而受损。喀拉拉邦第一次宣布禁酒令计划时,毗邻的泰米尔纳德邦酒精饮料生产商TASMAC立刻宣布准备在两邦交界处开设一批新店铺,以迎合喀拉拉邦消费者的需求。换句话说,喀拉拉邦的酒税现在落入了泰米尔拉德邦的金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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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禁酒一直是经济上的灾难。但政客仍然在用禁令承诺赢得选票。今年年初,泰米尔拉德邦举行选举的时候,其首席部长宣布自己支持禁令。但是,赢得选举后这些话被小心地回避了。

先父常言:“印度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我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伪善者。”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句话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