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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农业科技的权利

斯坦福—20世纪50年代,生物学家保罗·欧利希(Paul Ehrlich)预测人口迅速膨胀将带来大面积饥饿,与此同时,植物育种家诺曼·伯洛格(Norman Borlaug)正在开发新作物和新的农业作业方式,日后它们将成为绿色革命的中流砥柱。这些进步,再加上其他农业科技创新,被认为是让十亿人免于饿死、改善数十亿今天活在世上的人的营养状况的功臣。但一些人似乎急切地想要倒行逆施。

除了拯救生命,绿色革命也让环境免遭大规模破坏。据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自1961年以来,现代农业科技大幅降低了绿色气体排放,即使它同时提高了作物净收成。它还拯救了相当于三个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森林——或美国连在一体的48个州的面积的两倍——免于毁林开荒。自1996年以来,转基因作物让破坏环境的杀虫剂累计用量减少了5.81亿公斤,或18.5%。

令人奇怪的是,许多环保主义者更喜欢谴责而不是支持这些发展,反而宣传要回归低效低收成的方法。他们所鼓吹的所谓的生态农业无非是原始的“农夫农业”,它将降低收成、减弱庄稼的抵抗力,从而破坏粮食安全,导致贫困和营养不良多发。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HRC)更是为虎作伥,最近发布了一份由粮食权利特别报告员希拉尔·艾尔维尔(Hilal Elver)撰写的报告,号召在全球推广生态农业,包括签订一份全球条约监管和减少杀虫剂和转基因技术的使用,并给后者贴上违反人权的标签。

UNHRC——成员中不乏中国、古巴、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等人权的“忠实”捍卫者——总是通过抨击以色列来获得自我满足。但在2000年,在古巴政府的敦促下,它设立了粮食权利特别报告员这一职位。该职位的第一位人选与UNHRC荒谬的组成倒是颇为相称——瑞士社会学家让·齐格勒(Jean Ziegler),卡扎菲国际人权奖的联合创始人兼获奖者。

联合国督察组,艾尔维尔引用的研究成果宣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为了论证向穆斯林开战的合理性而自导自演的事件。艾尔维尔在粮食问题上的立场也表现出同样的偏执狂思维。她反对“工业粮食生产”和贸易自由化,频繁与绿色和平组织和其他激进环保主义者沆瀣一气

艾尔维尔的UNHRC新报告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对有机业出资支持的非政府组织的幻想式研究鹦鹉学舌。它指责杀虫剂等农业创新“破坏了生态系统”,说它们并不是提高作物收成的必要条件。

所有这些都可能被误解为只不过是联合国积极主义进一步被误导了。但这只是全球非政府组织范围更广、后果更严重的行为之一,它们与它们在欧盟的盟友们一起推行生态农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重要的农场投入品,包括杀虫剂和转基因作物,都被明令禁止。这一日程正在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营养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on Research on Cancer)等巨大的联合国机构和计划和国际条约和协定网络推广。

这一做法的潜在伤害难以估量。联合国粮农组织(目前还没有完全屈从于激进活动分子)测算,如果没有杀虫剂,农民收成将有高达80%的收成损失于病虫害和杂草。(比如,以草地夜蛾为例,光是在过去18个月,这种害虫就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量玉米作物被破坏。)发展中国家尤其容易受到激进监管制度的冲击,因为外国援助常常要视它们是否遵守这些监管制度而定。而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世界农业也会因此改变。

数百万发展中世界的小农需要作物保护。比如,如果他们无法获得除草剂,就必须靠手来去除地头的杂草。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要根除一公顷土地上的杂草——这个活通常由妇孺完成——需要弓背屈膝行走十公里。长时间的如此劳作将带来永久性的脊髓病痛。事实上,这正是加利福尼亚州在2004年立法禁止手工除草作业的原因,但生态农业因为拒绝使用除草剂而获得网开一面。

剥夺发展中国家使用更有效、更可持续的农业方法的权利不啻将它们打回贫困、否认它们的粮食安全权利。这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