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Blanding/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债务错乱综合症

伯克利—过去十年,全球北方政坛因为过度担忧政府债务和赤字而陷入了高度狂乱。但两个最新苗头表明情况终于要改变了。

本月早些时候,我读了声名显著、知识渊博的肯·罗格夫(Ken Rogoff)发表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一篇与英国脱欧相关的专栏。他最著名的工作是在这个十年之初就宣称,政府不可让债务-GDP之比攀升至90%以上。但在这篇专栏中,罗格夫认为“[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英国担心降低债务-GDP负担[目前为84%]的问题,目前英国增长温和,不平等性高企,并且……利率……在下降……”

随后,上个月月底,《金融时报》刊登了记者布兰登·格里利(Brendan Greeley)的文章,他的报道让他收到了来自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CRFB)、他所谓的“惊慌失措的电子邮件”。CRFB是一家美国智库,曾向时任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的保罗·瑞恩(Paul Ryan)授予财政责任奖。在这封电子邮件中,CRFB警告我曾经的老师奥利佛·布兰查德(Oliver Blanchard)在美国经济学会的演讲中所提出的“错误概念”。布兰查德的意思是,公共债务是一项工具,政府应该在需要的时候使用它。

罗格夫和布兰查德在今天所说的,其实是标准的政策经济学。事实上,我一直发现——今天也仍然如此——很难相信有人会对此表示反对。只要私营部门支出不足以保持失业低企、工作容易找到,公共部门就需要站出来填补总需求缺口。

通常,这样做的办法是中央银行用现金购买债券,促使得到额外现金的群体提高支出。但如果利率接近底部,私营部门花掉而不是囤积额外现金的愿望就会消退。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刺激需要辅之以财政刺激:换句话说,由政府直接出手买东西。

这可能导致关于公共债务会增长得“太高”的担忧,因此,发行更多债务为增加政府采购融资像是一个怀交易,即使它刺激了就业。但这笔交易之所以坏,唯一的原因是政府必须以高利率借钱,如同20世纪90年代初那样。这笔交易之所以危险,唯一的原因是政府可能需要以高利率展期债务。因此,债券市场会给出信号告诉我们合适赤字需要削减,让债务-GDP比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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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成本由利率衡量的原理看上去简单明了。但在过去十年——直到最近——全球北方的公共争论视之为危险的“终极凯恩斯主义”信条。

我很讨厌2010年1月27日这一苦恼全面开花。那个晚上,在其国情咨文演讲中,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称是时候政府要收紧裤腰带了,他准备冻结政府支出,也将否决当时民主党占多数的议会所通过的、超出了他的红线的法案。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向他的两位主要副官、众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拉里·里德(Larry Reid)发出否决警告是构建党内礼节的独特方式,也是前所未闻的保持执政联盟的方式。

奥巴马的前经济政策顾问们说,他是这个十年上半段全球北方最理性、行为最端正的执政政客。他们是对的。但这是一个这个债务恐慌时代的有力信号,奥巴马的演讲——当时美国失业率仍高达9.7%——与凯恩斯1937年的观察——“繁荣,而不是萧条时期才是财政紧缩的正确时机”——格格不入。

我仍然不太清楚,为何全球北方会否认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显然,利率是债务和赤字成本的衡量指标。同样清楚的是,紧缩在失业高企时是不合适的。但随着罗格夫和布兰查德等人加入战团,我现在有了希望,未来一经济学家会记住过去十年令人遗憾的历史,并防止它重演。

http://prosyn.org/X5uCzFT/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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