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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的政治学和更好的经济学

纽约—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在变化。发达国家政客陷于古怪并且常常有害的冲突之中,而没有在关于如何摆脱长期不平等低增长时期的问题上按照日益一致的经济共识行事。这一趋势必须扭转,否则它将破坏发达经济的结构,并让新兴经济体也陷入困境。

显然,政治内斗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直到最近,人们一直认为,如果职业经济学家能就给定的政策方针形成技术官僚一致,政治领导人是能够听进去的。即使有更多激进政党试图推行不同的日程,但强大的力量——不管是来自G7政府的到的劝告、私人资本市场,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贷款的附加条件——几乎总能确保共识方针最终能够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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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主导着世界大部的政策决定,从美国到诸多新兴经济体,所有人都在追求贸易自由化、私有化、扩大价格机制用途、金融业去监管,以及着重强调供给侧的财政和货币改革。多边机构采用华盛顿共识放大的这一传导机制,推动了更广大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过程。

即将上任的新政府——特别是那些由非传统运动的政府,它们之所以能够掌权,依靠的是国内的焦虑情绪和对主流政党的失望——有时华盛顿共识的适当性和重要性有不同意见。但是,巴西总统卢拉以其著名的2002年政策重点证明,华盛顿共识最后往往还是能够胜出,并且一直主导全局直到两年前希腊总理齐普拉斯采取了同样令人瞩目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但在经历了多年反常的停滞和令人震惊的不包容增长后,华盛顿共识正在解体。发达国家公民对“建制”——包括经济“专家”、主流政治领导人、主要跨国公司——感到失望,越来越多的人指责它们是经济艰难的罪魁祸首。

反建制运动和人物很快就抓住了这一不满,利用煽动性乃至战斗性言辞赢得支持。他们甚至不需要赢得选举就能干扰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传递机制。6月份,英国以退欧投票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决定直接否认了留在欧盟符合英国的最佳利益这一经济共识。

英国公投的发生原因是,2013年,时任首相卡梅伦担心他在当年的大选中无法确保其保守党基本盘。因此他用承诺举行公投��惑疑欧派选民。卡梅伦为什么要担心?因为英国独立党(UK Independent Party)所造成的政治干扰。反建制的英国独立党最后只在议会赢得了一个席位,随后便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

如今,防洪门似乎已经洞开。在最近的保守党年度大会上,首相梅及其内阁成员的讲话表明他们准备追求“硬退欧”,取缔给英国经济带来巨大好处的贸易安排。他们还抨击“国际精英”,批评英格兰银行的政策。在公投刚刚结束的那段时间,英格兰银行的政策起到了稳定英国经济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从而给梅的新政府赢得了制定一致的退欧战略的时间。

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也正在经历类似的政治发展趋势。在德国,极右翼的德国另类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在最近的州选举中表现出人意料的强势,它已经开始影响德国政府的行为。

在美国,即使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不能让共和党重新问鼎白宫(这一可能性日益增加,因为这出相当反常的总统选战最近又曝出新转折,许多共和党领导人宣布不再支持本党提名人),他成为候选人这一事实也可能给美国政治带来持续影响。如果管理不当,12月的意大利宪政公投——总理伦齐为巩固其支持而兵行险招——将适得其反,一如卡梅伦的公投方案,导致政治干扰,阻碍解决意大利经济挑战的有效行动。

不要弄错了,可靠可信的政策选项仍在可及范围内。在经历了多年的平庸经济表现后,一个广泛的一致是必须摆脱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IMF总裁拉加德指出,“中央银行不可以成为唯一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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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正是。我在1月出版的《唯一的博弈》(The Only Game in Town)中指出,各国需要更加全面的政策方针,包括促增长的结构性改革、更平衡的需求管理(包括增加基础设施方面的财政支出)和更好的跨国政策协作和组织。此外还需要解决严重的过度负债问题——没完没了的希腊危机突出了这一点——该问题的破坏性影响远远不局限于直接受害者。

在这些问题上形成新共识是好消息。但是,在当前政治环境下,将这一共识转化为行动可能过于缓慢甚至无从实现。风险在于,随着坏政治学挤出好经济学,群众愤怒和不满将愈演愈烈,让政治学变得更加有害。我们希望开明的政治领导层及时掌控全局,自愿采取中途纠错,以免明确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信号迫使决策者不得不将重点放在影响最小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