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政”？

雅典—IMF终于承认它严重低估了紧缩给欧盟增长率带来的伤害，这表明纠正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发生的债务危机的根源的“正统”药方起到了弄巧成拙的效果。

传统智慧认为，就个别国家（或一组国家）而言，整合其财政意味着降低利率、货币贬值和改善贸易处境。但是，由于这无法同时在所有主要经济体发生——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的紧缩意味着其他国家产品需求下降——这些政策最终会导致以邻为壑局面。事实上，凯恩斯所反对的正是这一动态，正是它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悲惨的大萧条。

当今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发达国家私人需求（特别是家庭消费）不振，不足以补偿紧缩带来的需求损失。在过去20年中，消费推动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其占GDP比重达到了历史新高。

此外，美国、德国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面临老龄化、福利国家规模太大等长期财政问题，制约着它们的需求管理能力。当前的货币宽松政策方向是对的，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起到扭转局势的作用。

由于内需成了增长引擎，因此政策应该将资源从投资引向消费。尽管所涉规模巨大，但必须完成，否则就会导致低增长、高失业、全球最贫困人口生活之质量下降。

应该着力强调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以便有效地应对如此规模的变局。从欧洲开始。如今，毫无疑问紧缩和国内改革不足以将欧元区外围国拉出衰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当前的政策是失败的，这正在造成社会不满、国内失序和政局动荡，最近结束的意大利选举和希腊改革措施所受到的越来越大的阻力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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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欧元区外围国回归增长之路，光有结构性改革和财政整合是不够的。欧元区经济治理制度也必须有彻底的改革，其目标应是重塑金融稳定、降低借贷利率，同时提振外部需求以补偿紧缩措施带来的后果。

改革治理意味着向经济联盟迈出一大步：通过欧元债券将欧洲债务集中化；动员足够的救援资金；允许欧洲央行在债券一级市场实施干预；并建立财政和银行联盟。

这似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大部分欧盟成员国都不愿把权力割让给欧洲机构。但欧洲应该坚决地向这一方向迈进。否则的话，关于成员国国民债务问题的猜疑就不会停止，这会导致借贷成本维持在与维持经济复苏不相容的水平。

在外部需求问题上，坚挺国实施再通胀政策的欧洲内部援助不可能充分，其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国内的财政和政治条件。通过动员欧盟预算资源并增加欧洲投资银行向疲软国金融投资项目的贷款等形式实施的欧洲内部版马歇尔计划可以成为替代方案，但缺少政治支持。

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和日本都没有提供重大外部刺激的条件。只有亚洲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能通过旨在提振国内消费——这反过来能够刺激更多的投资——的政策协调有效地提振全球需求。IMF的最新经验表明，通过适当的协调，私人资金可以动员起来参与大型公司合作项目，将需求扩张和基础设施投资结合起来。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全球“新政”——将旨在有序重列全球消费和投资的政策结合起来。发达国家应该打起精神推进增进生产率的结构性改革。欧元区应该巩固其货币联盟。而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应该支持内部增长源。

为了让这一新政成为可能，必须满足一定的先决条件。首先，G20必须加紧国际政策协调，这可以通过成立永久性秘书处负责考虑关于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的政策方案和建议。这一秘书处应该积极地与IMF合作，利用后者的分析结果，特别是汇率问题上的分析结果。

其次，全球金融改革必须加快节奏。金融部门需要加强监管、强化监督，还需要国际一致的解决机制以纠正太大（或太复杂）而不能倒的大型全球性机构带来的问题。这类改革至关重要的，如果想要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大规模资源转移媒介的话（而这又是全球需求结构必要变化的基础）。

最后，还需要新的贸易契约——可能（但不一定）在多哈回合中形成——以确保主要贸易大国能够进入外国市场。这对于激发亚洲国家信心具有关键重要性，说服它们开发内部而不是外部需求源。此外，贸易自由化也能增加全世界消费者的信心。

新的全球协定正当时。这一协定的目标应该是提振增长、消除世界某些地区的危机环境以及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以使其回到强劲、稳健的增长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