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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领域新一轮人才流失

迪拜——2013年12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彼得·希格斯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他今天在学术界求职,“我恐怕不会被认为是最高效的。”因为在1964年发表突破之作后迄今为止仅发表过不到十篇论文,希格斯认为今天没有哪家大学会雇佣他。

“出版或者毁灭”是当今学者熟悉的概念。他们必须越来越多地在同行评议杂志上发表作品,才能攀登职业阶梯、保住工作岗位和为所在机构争取研究经费。但那些研究重点迥异且与今天能造就或毁灭学术/科研生涯的专业期刊鲜有联系的科学家和其他学者(比方说中东学者)又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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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期刊拥有高出版率的学者和科研机构效率得分较高,进而在职业生涯发展和研究经费支持方面得到更多奖励。但可悲的是,他们所发表的作品对所在研究领域能否产生可以度量的影响却往往不那么被外界关注。他们所面临的激励机制意味着数量往往比质量重要。

学术期刊决定科研机构被动研究的学科领域排名,从而导致科研机构仅仅雇佣并保留那些高效率的学者。由此导致了更深层次的双重问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已经过于庞大,而且它们过分鼓励实证研究。

在第一个问题上,期刊正逐步取代科研机构成为学术成果质量的评判者。几乎任何领域想在“A级”研究机构求职的学者都必须在几本被公认为入门通道的A级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

上述期刊的编辑委员会越来越偏爱实证主义理论研究作品——也就是说以实证数据分析为基础的研究。定性研究——如民族志、参与性调查和案例研究等——往往被定性为只适合B级或C级期刊发表。

相比那些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优势非常显著。因为他们可以使用高效软件和功能强大的电脑来快速测试假设,并计算数据集中不同变量的影响。此类工作也可以降低成本,因为单个数据集可以产出多篇期刊文章。

可以肯定,科学实践随技术演进、抑或学术界使用更丰富的数据集和更先进的软件都属于正常现象。但这种定量方法的采用不应成为评估科学卓越性和决定职业轨迹的唯一重要的衡量指标。毕竟知识是以不同方式取得的,而经验实证主义仅仅是广义认识论宝库中的一项法则。

今天的实证主义趋势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问题尤为严重,因为发展中国家不仅数据集稀缺,而且往往质量较差。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科学家们面临着囚徒困境:或者研究有着丰富数据的富裕国家问题,或者甘冒职业生涯之险而进行无缘进入A级期刊的定性研究。

从欧洲和北美等数据丰富国家迁往中东等数据贫乏国家的学者往往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正如阿布扎比我所在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所知的那样,采集调研数据用于进行定性研究尚属可行;但从零开始搜集理论建设研究所需的丰富数据却是极其困难的。

在今年召开的科学技术指标国际会议上,一位研究非洲土壤的法国学者报告在他所研究的领域,仅有5%的出版作品来自非洲研究者。但当他深入研究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却发现他对非洲土壤的认识有50%来自非洲研究者,而这些研究人员的成果没有也不可能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

英语不是通用语的国家在科研方面处境尤其不利,这绝非因为他们学术科研水平不高,而是因为科学界由英语期刊来扮演发号施令的角色。非英语学术期刊在科学界根本得不到同样的关注。

结果导致许多国家可以进行的研究课题范围有限,因此必须拼尽全力才能将科研人才留在本国。中东地区的情况尤其如此,各国政府正努力实现经济多样化,从而使国民经济适应性得到提高。因为英语实证研究期刊进一步增强了对科学家能否取得职业成功渠道的控制,发展中国家必须大量投资于国内数据基础设施,才能使国内研究人员处在更具竞争力的科研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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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使——或者尤其——如果发展中国家确实进行这样的投资,将给科研领域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统治全球科学的学术期刊(多数)来自美国,科学家不用实际迁移就会成为新人才流失的组成部分,科学家的研究重点、问题和方法将会牺牲其他选择而转向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认识研究。

翻译:Xu Bin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