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气候协议可望达成

哥本哈根——

看看我们这个时代的领袖们吧：眼下处在艰难年景中这一点，正清楚地印在他们脸上的皱纹里，写在他们严峻的目光中。当经济遭遇危机、民众大批失业时，责任重达千钧；而政治领袖所肩负的责任又比其他人都更加沉重。

日复一日，人们苦心积虑以求复苏之道。全球各地的政府大楼内，工作人员正为此挑灯夜战。在此情况下，“气候问题上那点事”不是应该暂缓一下，等待更好的时机吗？

答案是否定的，此事不可再拖。世界已经等得太久，如今这一问题亟待关注。

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愈加明显时，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犹豫的时间越长，问题的代价便越大；行动被我们拖得越久，我们留给儿女子孙们的账单便越多。

与此同时，我们也明白：越早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出现混乱与灾难的风险便越小，这些灾难包括了干旱、飓风、海平面上升以及大批气候难民。正因为这样，气候政策也是安全政策：我们越少使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我们的能源独立性便也越强，而为能源和资源而战的风险也随之下降。所以说，气候政策又是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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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及其各行各业发明创新型技术的速度越快，它们在经济层面的忍耐能力便越强；为增长提供支持的能源越是清洁，我们所能削减的大气和噪音污染便越多。可持续能源与能效解决方案为人类提供了更加洁净的空气、更为明澈的河川，以及污染更少的环境，而我们的子女便可在其中茁长成长。

由此看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并非是与发展背道而驰的方案；相反，这正是二十一世纪我们所能承担的唯一一种发展方案。简而言之，那些在解决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这一问题上，行动最早、效果也最好的国家，将在政治与经济实力方面站在最具优势的起跑点上。

对外国油气资源的依赖再也不是最佳的出路了——在美国情况如此，在欧洲也是这样，而其他地区同样概莫能外。我们需要找到一种能刺激更清洁能源发展的答案，以使经济摆脱对外国能源的依赖。要实现这一点，最理想的方式便是达成一份全球气候协议，这份协议将提供投资者们所需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通过宣布到2020年时、将排放总量在1990年水平的基础上削减25%，使得该国显示出了真正的领导力。而中国的进展也同样迅猛，在九月份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披露了削减其经济碳密集度、大幅提高在可再生能源问题上的承诺、以及到2020年时在正常水平上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划。

美国身处一个将在未来继续保持增长的全球市场之中，它绝对无法承担错失这一良机的代价。如果美国无法在这一行动中占据一席之地，那么中国将在取代化石燃料的能源解决问题上获得首发优势。从这个角度上看，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解决，也涉及二十一世纪政治与经济领导权的归属。

所以说，“气候问题上那点事”不能等，它必须立刻得到解决。而其截止期限也并非仅由十二月联合国气候峰会的东道主——丹麦政府所决定；世界各国已经在两年前的巴厘岛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最终期限的承诺。的确，全球经济处境不佳，但世界所面临的其他挑战也并未减弱。事实上，气候问题正变得更为严峻，而解决这一问题并不会对经济的修复构成障碍。

相反，正如丹麦的案例所显示的那样，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将来，绿色行业都会为人们带来回报。来自2008年的最新数据表明，丹麦在替代性能源技术方面的出口额增长了19%，这大约是其普通商品出口增长率的四倍。

全球民众翘首企盼，希望其领导人能在制定一份雄心勃勃、而又富有诚意的全球气候协议方面承担起责任。这份协议应当包括带有约束力的、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它也应当使大型发展中经济体走上一条更为清洁、更加环保的富强之路；同时它还需要为那些受气候变化之害最早、也最重的脆弱国家提供援助；最后，这份协议应当包括额外的资助，其中的一些应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变化提供资金，而一份关于我们如何携手努力、以分享技术与知识的协议也应包含在其中。

今年在哥本哈根达成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一事，需要来自全球领导人的政治勇气。在这个直接攸关其经济与国家安全之未来的问题上，政治家们所要做到的、将不少于他们在践行其对公民最基本责任时所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