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前线,大家闭嘴

美国剑桥—“货币战争”一词是“竞争性贬值”吸引眼球的说法。最近,日本为了启动经济而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其中的货币措施让日元猛烈贬值,这也使货币战争问题成为即将到来的北爱尔兰G8峰会的主要问题。但理应如此吗?

据IMF的说法,竞争性贬值发生于多国“操纵汇率……以获得较之其他成员国的不公平的竞争性优势……”。但在“货币战争”一词用于美联储、日本银行和其他央行最近几年的扩张政策时,往往会漏掉一个关键点。货币刺激对一国贸易余额、进而对贸易伙伴国商品需求的影响是模棱两可的:汇率产生反应时的支出转换效应会被支出扩张的增加效应抵消。重塑的收入增长意味着更多地从他国进口。

 “货币战争”更适于描述各国有意地采取干预以贬值本币从而提振贸易余额。但国家当局会、也应该追求首先满足本国利益的经济政策。国际合作可能会带来丰硕成果;但若溢出效应的性质并非对所有各方都相对清晰,没有理由采取合作态度。比如,所有人都同意,污染和关税的溢出效应是消极而不是积极的外部性。但对货币政策来说就不那么一目了然了。

比如,如果美国失业严重而通胀很低,则美联储自然会放松货币政策,特别是通过降低利率的手段实现。如果巴西存在过热危险,其中央银行自然会收紧政策,特别是通过提高利率实现。因此,资本从北往南流动亦是极自然的事,导致巴西雷亚尔相对美元升值。这就是浮动利率的美妙之处:两国可以选择自身合适的政策。

由于两国各自处于不同的周期阶段,这一利率波动表明国际经济体系运转良好。尽管升值了的雷亚尔有助于美国出口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伤害巴西出口商,但这些“战争伤亡”甚至算不上附带伤害;它们是名符其实的阵亡。如果目标本是刺激美国商品需求、抑制巴西商品需求,那么为何两国出口商不共同参与这一过程,顺便带上建筑业和其他通过内需敏感于利率的部门?

如果两国之一标定汇率目标甚至采取固定汇率,则会产生严重的困境,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政府为了抑制高通胀所做的事情。这样做的国家在麻烦信号初现时并不一定会马上想抛弃已被证明了的汇率机制。资本管制和冲销储备流或许有助于推迟调整,但持久的单向资本流最终会迫使固定汇率国家要么允许汇率调整,要么允许货币供给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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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最近几年来,许多国家显示出以货币贬值作为改善贸易余额手段的偏好。诚然,从定义上说,不可能所有人同时贬值或同时改善贸易余额。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贬值国犯下了破坏协定或规范的罪行,特别是在这些协定和规范只是用来维持此前的汇率机制的情况下。

未协调的货币扩张甚至并不一定会导致世界陷入更劣的均衡。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令人信服地用20世纪30年代证明了这一点(与针对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的传统智慧相反)。尽管所有国家不可能同时改善贸易余额,但当它们相对黄金贬值时,它们成功地提高了黄金的价格,从而提高了全球货币供给的真实价值——而这正是陷入萧条的世界所需要的。

同样的理论也适用于今天。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提出“货币战争”一词是对美国欲争取巴西和其他中国竞争对手以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努力的回应。但指责美国大错特错了。美国的货币扩张有助于全球货币扩张,而其时正逢(平均而言)全球货币需要扩张之际。美国当局并没有干预外汇市场,也没有要美元贬值,货币贬值也不是美联储决定实施量化宽松时的目标。

日本更接近于货币战士,因为安倍晋三政府的成员一开始愚蠢赤裸裸地将日元贬值列为目标的程度。

从某个重要层面上讲,中国也在搞货币战争:2004—2009年间,大部分衡量手段都表明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了(目前低估程度有所减弱)。但选择固定汇率是各国的权利。维持已有机制(比如中国的做法)与“操纵”并无太多相似之处。

诚然,人民币升值或许符合中国的利益。从2004年开始,担心经常项目失衡者建议中国自愿允许某种程度的汇率升值从而让(比如)美国收拾好其财政部门秩序,这相当合理。但这与指责北京违反国际规范或规则并威胁报复(比如通过施加关税,这倒是违反了国际规则)是完全不同的。

在被指责参与了货币战争的国家中,很少有国家在近几年中采取了不连续贬值或是通过改变汇率机制实现货币贬值。这才是可以冠之以“操纵”名头的有意政策变化。瑞士或许是最接近操纵的。但瑞郎极其强势,即使在2011年9月实行了新汇率,也没人可以指责瑞士国民银行采取了不公平的贬值。

世界已经有了太多的严肃针轮。我们不需要在创造出几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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