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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危机,两种解读

芝加哥—世界发达民主国家陷入了危机,关于什么是危机的源头以及如何补救,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声音。第一种为人所熟知的诊断是需求因为危机前积累的高债务而崩溃。最具支出倾向的家庭(以及国家)再也无法借到钱了。为了重振增长,必须鼓励其他家庭和国家来支出——仍然能够借钱的政府应该扩大赤字,同时极低的利率应该阻止节约的家庭继续储蓄。

这种观点认为,粗犷的预算是一种美德,至少在短期看是如此。从中期看,只要增长能够得到提振,债务就能活得偿付,而金融部门得到了抑制,因此不会在世界上掀起另一场危机。

这种观点是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只是根据债务危机做了些许修正。该观点受到了大部分政府官员、中央银行和华尔街经济学家的支持,已无需再赘述了。其优点在于向决策者明确指出了行动方向,还给出了符合政治周期的预期回报。不幸的是,尽管已经实施了刺激措施,但增长仍然疲软,而且,从短期看,要找到给力的新支出之源越来越困难了。

于是,人们的目光开始转移到第二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发达经济体通过生产有用的东西获得增长的基本能力下滑已经持续了数十年之久了,其特征便是用债务来支撑支出。更多的同类支出无法给这些国家带来可持续的增长。相反,它们必须改善增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