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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条化学

牛津——

在安东尼·伯吉斯的中篇小说(以及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中,亚历克斯心理变态、耽于暴力、死不悔改,因而被人强迫睁大眼睛观看暴力影像,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接受训练,最终对暴力色情极度厌恶。这一幕直到今天依然令人震惊,然而就像大部分科幻作品一样,这种情节的新意早已丧失。其背后的理论依据,即行为主义心理学,同样风头不再;而担心科学会成为(迫)使人向善的工具的这类说法如今听来业已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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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看似老套的科幻作品却往往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在过去的十年中,有一批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始终致力于证明所谓神经“发条”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他们的研究包括:寻找移情等亲社会情绪(pro-social sentiments)在进化史上的根源,发现哪些基因决定了个体会做出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还是种种利他主义的善举,探索人类大脑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做出道德决定。而对一事物运作模式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找到修正甚至控制其过程,在此也不例外。

事实上,科学家们不仅已经找到了某些影响我们道德决定的神经通路,还发现了一些调节神经活动的化学物质。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抗抑郁药物西酞普兰(Citalopram)能够改变受试者假想身处道德困境时所做的决定:服用药物者不愿意牺牲一个人的性命来拯救另外几个人。另外一系列研究表明,经由鼻腔喷雾给药的催产素激素可以增加社会群体内部的信任和合作行为,同时减少与所谓外人的合作。神经科学家甚至能够通过电磁手段精准地“遥控”人类大脑的某些区域以影响其道德判断,比如让人们更容易说谎。

当然,科学家们并不是在开发所谓“道德药丸”,好让我们都超凡入圣。不过,这类迅速展开的研究很有可能发现新方法来重塑我们的道德直觉、情感体验和行为动机。

既然我们对于人类道德基础的科学认识正不断加深,我们应否利用这种认识来使人们变得更为高尚呢?

当《发条橙》出版之时,舆论曾指责其美化暴力;的确,其中的有些章节直到如今仍令普通读者难以接受。但是,正如作者伯吉斯所言,这部小说传达的信息其实是近乎基督教教义的,即人的本质在于能在善与恶之间做出自由选择,因而当社会将个人的自由意志碾碎挤压成奴才般的整齐划一时,其罪恶并不亚于(甚至要超过)犯下变态暴行的亚历克斯。

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辨别是非的能力是应由我们自己看管的珍宝,而非交给科学家修理的破钟。

的确,我们中的大多数并不需要特殊训练,就已经能够对强奸或酷刑感到厌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善良,或者足够善良。就在你阅读这篇文章的同时,这世界上也有人在遭受着极端恶劣的暴行,而施行者也正是完完全全的普通人。而且,即使在人类社会最为先进富足的当下,确保最起码的平安也需要极大的努力:门锁、警报器、警察、法院和监狱等等。另外,说到自己是否真的关心他人或者是否对不幸的人们给予了足够的照顾,恐怕也很少有人能下一定论。

不错,人人都有能力成为善良的人,这种能力与生俱来,但却有所局限。当我们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复杂的道德问题时,单凭这种能力就很难始终为善。几千年来,人们依靠德育教导、劝诫说服、传统习俗,和真正(或超自然的)惩罚使同类表现得体。理论上,我们有可能变得更加善良,但是很显然传统的方法很难再帮助我们进步:即便给人们再多的事实、数据或是更有力的论证,他们也不会突然表现得更好。

因此,我们不应草率地低估甚至摒弃科学在这方面的积极作用。即使仅从传统途径的角度看,科学也可以帮助我们设计出更有成效的制度、更具启示的教导或是更令人信服的伦理论证。不过,或许科学还能从更直接的方面影响我们的大脑。

有时候,科幻作品对未来的描述并非就是未来的唯一图景。如小说描述的通过强制手段推广道德实际上只会适得其反,甚至引火上身。政府不能拥有控制公民自身道德准则的权力,否则这一权力必遭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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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情形是,个人能够自由地探索提高自我的不同途径,无论是通过自我省察、阅读伦理著作,还是通过服用“道德药丸”。但是我们需要注意,有人吃药只是想让自己舒服或机灵一些,或许不是真的想要变得更善良。实际上,似乎并非人人都想自己变得更加善良。而那些最需要道德教导的人(如变态狂亚历克斯)可能恰恰是最不想接受矫正的。

当然,以上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建立在假设前提下的。至今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这类研究将可能引出怎样的成果。但是,相应的伦理讨论应当尽早展开。即使“道德药丸”只是科幻概念,这类讨论也会提出深刻的问题:例如,如果真的有这种药丸,我们会服用吗?如果我们不会服用,这意味着我们是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