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反应堆里的原子弹

柏林——

1986年，切尔诺贝利发生了核泄漏。25年后的今天，日本福岛核反应堆也在经历这样一场灾难。这再一次为人们敲响警钟：核时代的种种优势只不过是人们的主观臆想。事实证明：核电既不清洁亦不安全。

实际上，核电恰恰极具污染力且隐藏巨大危险性。发展核电总需要承担三大风险：核工厂的安全，核废料的处理以及最具威胁力的武装扩张。再者，核能的替代品——石油燃料，则较为普及并且在技术上更为更为领先，环保。而各国选择承担这三大风险并非迫于无奈，而仅仅是权衡已久的政治决策罢了。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时，石油燃料和核能在技术领域看上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而这种“乌托邦”的构想完全是基于两点：在纯粹的技术领域，这具有可行性；再者，基于当时现实——仅有少数的西方人真正从技术的进步上受益。

然而，伴随二十一世纪到来的便是：人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全球生态系统和能源才是其赖以生存的基本原料，并且它们并非取之不竭。而这便意味着保护现有资源和环境将是人们长期的职责。而履行这一职责便要求人们必须在科技上取得重大进步并且重新去界定现代化的意义。

在本世纪中叶，地球人口将增长至九十亿。而那时，人们不能在石油燃料和核能上寻求出路，而是应该在能源再生以及急剧提升能源利用率方面做出努力。而这一点早已是老生常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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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为什么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还要纷纷从放射分裂中创造能量？为什么不去顾及这潜在的灾难性后果？答案便是，发展核能并非出于任何民用的考虑，扩展军力才是重中之重。

铀原子和钚原子分裂所获得的能量起初是用于终极武器，也就是原子弹的研发。拥有核能可以赋予一个独立的国家以安全感以及尊严。即便是在今天，原子弹依然将世界划分为两极：少数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和多数不具有原子弹的国家。

美国和苏联两国之间的核竞赛便是过去冷战格局形成的基础。如果其他国家也发展核武器，那么这将增加并扩展核对抗的可能性。为防止这个势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们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时至今日，这个条例任然在制约世界各国发展核武器方面发挥效力，禁止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限令有核国家无核化发展。

自然也有国家经常违背该条约或者是通过拒绝签署从而绕过该条例。因而，当今世界依然面临核扩散的威胁。尤其是那些中小国家渴望通过拥有核武器来提高其在某区域内的地位和影响力。伊朗就是一个例子。

而对于这些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国家来说，有核化发展大大的提升了区域战争的危险性。并且核武器最终可能落入恐怖分子之手。

除去《核不扩散条约》，民用和军用核能的界定含含混不清。因为，《核不扩散条约》规定：在国际监督体系下，任何签署国可以发展核燃料用于民用。从此，任何一个国家发展核力量只需要履行一些小的技术步骤，获得政治统帅的认可。

而放弃发展核能之所以困难并非是源自能源政策的约束，而是政治力量。通常来说，发展核武器都是打着民用的幌子开始的。比如，伊朗就是打着这个幌子，然而这导致其邻国都效仿伊朗，设置了大量类似的“民用”核项目。恶意揣度者可耻！（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

当然，这些有核国家对于福岛核泄漏事件一直持观望态度，并且一些“秘密起步发展核能”的国家在认真地分析权衡这一事件。

而整个世界对于福岛的核泄漏应该作何反应呢？最重要的当然是那些有核国家的反应。受福岛的影响，全球是否会兴起一股无核化，去核化的浪潮呢？亦或是将灾难轻描淡写，继续进行其以往的行当？

福岛呈现给我们一种颇具远见的重要抉择。日本，这个在科技上领先世界的国家（不同于苏联的后期）也没能扭转四个核反应堆泄露的灾难，尽管其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那么那些发展水平以及组织性远远落后于日本的国家，如何有能力去发展民用核能呢？

如果有核国家一意孤行，那么这必然给那些秘密起步的国家传达一个讯息：尽管有那些充斥辞令和冗长的文件条例，但这些有核国家缺少愿意变革的政治力量去改变其现行发展路线。

倘若这些国家能够放弃发展核能，那么他们这种划时代性的改变则会带来世界核安全的新纪元，从而减少因为核扩张而引发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