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亚，华盛顿——巴拉克·奥巴马和约翰·麦凯恩是本年度美国总统大选的两名对手，但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希拉里·克林顿和萨拉·佩林同样主导着选举进程。事实上，许多观察家认为女性可以左右选举结果。因此，让我来转述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的原话，“美国女性到底想要什么？”

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美国女性与男性相比更愿意支持共和党人。在20世纪80年代大选中不同的性别差异开始出现，女性与男性相比更愿意支持民主党人。1996年，女性对比尔·克林顿的支持率高出男性14个百分点，而在2000年，女性对阿尔·戈尔的支持率高出乔治·W·布什12个百分点。

但从1996年以后，在政治问题上的两性差异下降到原来的一半。按照传统智慧，被重新吸引到共和党阵营中的女性大都是“安全母亲”——这些居住在城郊的妻子和母亲们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之后开始对自己的家庭安全感到担心。麦凯恩选择佩林就是要吸引这些母亲，从对克林顿政策失误感到失望的女性中来赢得选票。

实际上，2001年后转变态度支持共和党的大体只限于南方白人女性。政治科学家凯伦·考夫曼认为，从全国的角度看，50%有孩子的妇女在2000年投票支持布什，而这一比率在2004年实际下降到49%。可是1996年比南方男性更愿意支持比尔·克林顿、2000年则更愿意支持阿尔·戈尔的南方白人女性在2004年对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的支持率却要低于南方男性。现在，南方白人女性和美国其它地区白人女性在投票偏好上的差异已经超过了男性和女性。

在南方以外，女性选民对于鹰派的外交政策没有多大兴趣，而更愿意支持在健康、教育和其它社会福利计划上的开支。女性似乎还更同情减少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努力，尽管非洲裔美国男性在类似问题上的“同情度”与非洲裔女性相等。

有哪个党派真的能通过性别吸引取胜吗？女性确实希望看到其它女性成为领导人。当民主党1984年提名杰拉尔丁·费拉罗出任副总统的时候，她就像今天的佩林一样，吸引了为数众多的选民。佩林获得提名后短时间内，三分之一的白人女性都说她们更可能把票投给麦凯恩。

乍看上去，政党利用女性的性别意识来缔造一个统一投票集团的想法似乎可行。特别是在控制自身生育决策和保护自己免受性利用和性强奸等方面，女性确实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利益。多数女性还认为媒体对她们的评判标准高于男性，并对此深表反感。而且因为一般认为女性应承担抚养子女的大部分责任，因此她们倾向于从这个角度来评判社会政策。

但女性如何看待与性别有关的生育、性爱和家庭利益则取决于她们的阶级地位和在家庭以外的个人选择。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女性大都支持挑战双重性别标准和积极起诉性骚扰的活动。可对丈夫依赖度更高的女性则通常接受注重女性纯洁和男性勇敢的双重标准。这些女性认为延续老一套的性别角色可以保护那些“好”女人。

同样，女性知道她们一般工资较低，在职业发展机会上也比不过男人。但她们可能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对待这些不利因素。那些能够而且必须在婚姻以外依靠自身力量维持生计的女人倾向于拓展女性的经济机会，反对将家庭权威赋予丈夫和父亲的法律和价值观。

相反，经济自主程度较低的女性可能认为巩固家庭等级和互惠义务能更好地确保她们的利益。妻子的顺从可能被看成是巩固丈夫养家糊口义务的交换条件。

即便在避孕和堕胎这样的问题上，女性的态度有时都会相互矛盾。想要推迟婚期来奠定事业基础的女性更迫切地希望确保自己能够避免或者结束意外怀孕。但认为自己最大的安全希望来自于找到丈夫的女性则通常会告诉采访者，如果允许其它女性逃避性爱带来的生物学后果，那么男人可能就不愿意为了这样的结果而承诺婚姻。

同样，希望在家照顾子女的女性更愿意支持减税或家庭补贴政策，而希望工作家庭两者兼顾的女性则更期待扩大儿童保健覆盖面和确保父母的休假权。

从长远来看，这些差异的重要性超过了女性的共同点。随着女性逐步了解佩林的观点，她在女性当中的支持率也有所降低。有些女性——以及更多男性——更愿意给麦凯恩－佩林组合投票不是因为佩林的性别，而是因为她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向社会保守派人士保证了麦凯恩愿意接纳他们的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