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阿拉伯春天之后阴沉的秋天是否正在来临？随着叙利亚的残酷镇压、利比亚的血腥内战和也门在混乱边缘摇摇欲坠，持怀疑态度的人数正迅速攀升。虽然埃及和突尼斯的民主运动快速实现了政权更替，但这两个国家同样存在不确定性。在短暂的希望过后，不少观察家现在怀疑该地区能否诞生能独立发展、充满经济活力的民主国家。

当然，革命和革命的结果往往都非常善变，而最终的结果往往系于千钧一发之间。弥合殷切希望和有限预算和能力之间的鸿沟本身就是一种考验。纠正既往不公和建设机会均等的经济也是一项充满波动、变数和政治机会主义风险的严峻挑战。

但转型往往也伴随着巨大的机遇。20世纪90年代，我曾经是要求并且庆祝独裁统治者苏哈托下台的印尼民众的一员，苏哈托离开后我加盟了新的政府。当时很多观察家预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印尼将无法保持民主制度，并最终陷入到混乱当中。令人生畏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但我们证明了怀疑论者的错误，从中汲取了某些基本的经验。

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体会到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通用民主化方案。中东和北非的每个国家都面临各自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根据其自身的条件。即使如此，他们都必须从真正意义上与过去决裂。新政府必须明确旧的方式已经不复存在。

改革和新的法律必须得到广泛宣传。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独立自由选举权和集会自由的法案至关重要，必须让公众明白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否则转型就有可能遭到破坏。

此外，腐败无论在哪里都是发展的祸根，因此新政府必须建立起与之斗争的机构和程序。透明制和问责制是近乎受到普遍支持的强大思想，也就是说新领袖不应放弃艰苦的斗争。民间社会组织、地方社团、穷人和弱势群体代表及妇女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必须参与到所有层次的决策当中。

印尼在不到18个月时间里签署了一百部法律，这些法律涉及媒体选举自由、腐败、权力下放和反垄断规则的方方面面。我们批准了新的公共财政立法，保障印尼央行的独立管理权。

新领导人还必须预想并管理各种困难。在后革命时代人们的期望值空前高涨，而实现这些期望却面临着巨大的障碍。我从亲身经历中得知我们并不总能得到最好的结果。我们必须学会妥协，接受最有可能的结果。

安全威胁是转型过程中最严重的障碍。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政客和利益团体可能利用民族情绪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安全部队都来自旧政府的残余势力，独立的司法制度也没有建立。改革需要时间，而指望旧的官僚机构推进改革可能并不现实。

在印尼，我们采取各式各样的创新措施来解决这种两难局面。比方说，我们指定一名独立法官接手破产和腐败法庭，因为职业法官已经染上了污点。同样，当我们启动穷人支持计划付现工作方案的时候，我们请求社会团体来推行这项计划。

更广泛的说，新领导人将得到充分的建议，以确保经济能够进入良性循环。恢复经济活动并为企业家（特别是中小企业家）创造有利的环境非常重要，因为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我们应该记得一位突尼斯水果商人的自焚引发了最近这场革命，这名商人自焚是因为不堪忍受政府的侮辱和骚扰。

但是不具备责任和包容的经济成功不是持久的成功，新政府往往会为保护穷人和弱势群体而面临艰难的抉择。他们可能需要取消错误的补贴，以节省更多资源用于更有针对性、更加高效的扶贫和就业创造计划。

在印尼，我们不得不区分贫困和近贫人口。我们没有能力提高工资，或为所有人发放补贴。我们的帮助必须有针对性。因此，我们在为最贫困群体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把不够资格享受补贴的人群排除在外。这项工作既不受欢迎又非常艰难。

最后，转型国家需要支持——其中不仅包括资金，也包括推进高度复杂改革的技术知识。我担任印尼财政部长期间，手下拥有64，000位员工。但当我们需要改革税收系统的时候，却找遍全国都没有找到所需的专业人才。

是的，我们需要外部支持，但我们从未放弃对改革的“所有权”。我们的改革取得了成功。如果印尼人没有领导我们自身的改革，那么改革很有可能会陷入失败。所有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都应该汲取相关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