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随着欧元区危机的继续深化，IMF或将不得不承认有必要反思其作为了。新总裁拉加德最近提出应该对欧洲已经破产的银行体系强行予以重组，这是个不错的开始。欧洲官员被激怒了，他们坚持说，银行们一切都好，需要的只是流动性支持。欧洲官员的态度应该能够支持IMF对欧洲的判断的可靠性。

到目前为止，对于欧洲所提出的任何救助债务深重的欧元区外围国家的方案，IMF无不大力支持，其热情程度甚至有阿谀奉承之嫌。希勒、葡萄牙和爱尔兰已经获得了超过1000亿美元援助承诺。不幸的是，IMF这么做不仅是在拿其成员国的钱冒险，更严重的是，归根到底，它所押上的赌注是自己的机构名誉。

一年前，在IMF华盛顿年会上，只要你愿意听，高级官员就会告诉你，整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纯属小题大做。IMF制作了精美的PPT，打着《今日发达经济体的违约：没有必要、不受欢迎、断无可能》之类的标题，试图让投资者相信，欧元区坚如磐石。

即使对于希腊，IMF也认为其债务动态并无值得深虑的必要，因为该地区增长强劲，而且会实施改革。IMF这么说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希腊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它们所面临的政策和实施政策的风险更接近于新兴市场，而不是德国和美国这样的真正发达国家。但那又怎么样呢。

随着情况的恶化，你也许会认为IMF将向往常一样信赖市场，并在放话时采取更加谨慎的语调。但是，在2011年4月的IMF中期会议上，一位高级官员宣称，IMF将陷入困境的西班牙视为和德国同等的欧元区核心国家，而不是像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这样的外围国家。

显然，他们认为务实的投资者会因此推断，西班牙和德国债务完全等价——此乃欧元区固有的傲慢。我不无讽刺地想：“哦，现在IMF认为某些欧元区核心国家也存在违约风险了。”

作为2001—2003年IMF首席经济学家，我十分熟悉IMF的处境——它需要在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和威慑踌躇满志的政客之间走钢丝。但在危机中保持细心周到是一回事，信口胡说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已故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会把IMF在欧洲的角色称为病入膏肓的“监管俘虏”。在IMF，欧洲和美国把持了太多的权力，在行为方式中占据了太大的主导地位。欧洲领导人最希望从IMF手中获得的是宽松的贷款和给力的口头支持。但欧洲实际上需要的是诚实的评估和苦口良药，即IMF传统上对政治影响力较低的客户所做的那些事。

在应对欧洲问题上，IMF至今仍存在盲区，欧洲在IMF所拥有的投票权只是原因之一。“我们”和“他们”有别的心态也是IMF不能客观行事的原因，这一点在华尔街顶级投资机构的研究中也存在。一辈子都在研究发达经济体的分析师得到的经验是凡事朝好的方向看，因为从危机前的20年来看，一切都会好的——是大好不是小好。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正常的快速复苏马上就会到来的原因。但金融危机提醒所有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鸿沟。

在最新的俄怀明州杰克森霍尔讲话中，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大力抨击了政治僵局，指出这可能已经成为复苏的最大障碍。但习惯于研究新兴市场的分析师早就明白，类似的政治僵局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是很难避免的。

新兴市场研究员才不会盲信政客的信誓旦旦，他们早就学会了对官方承诺持怀疑态度。只要是可能做错的事，最后无一幸免地都出了错，这样例子发生得还少吗？

IMF需要更多地怀疑它对欧元区债务动态所做的评估，而不是不遗余力地寻找站不住脚的假设证明债务仍然可持续。任何近距离观察欧洲为将自己救出债务缠身状态所面临的复杂选择的人都应该意识到，不管欧洲选择哪条路，政治约束将成为巨大障碍。

即使在欧洲之外，IMF也总是过分迁就在任政府，而不是专注于一国及其人民的长期利益。为欧洲人民着想，IMF应该大力推行更现实的解决方案，包括对外围欧元区国家的大规模债务减记并重新分配核心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担保。

如今，IMF已经承认大量欧洲银行存在巨大的资本漏洞，那么，它应该开始大力推行全面可信的欧元区债务危机解决方案了。这一方案包括部分分解欧元区以及基础宪政改革。欧洲的未来（更不用说IMF了）便系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