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欧洲非不为,乃不能乎?

纽波特海滩—在描述欧洲不断恶化的危机时,可谓遍地隐喻。一些人说,太晚了;另一些人说,欧洲就像是开足了马力驶向悬崖的汽车。所有人都说,生死存亡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乐观派——幸运的是,这类人依然存在,特别是在欧洲存在——认为当临界时刻真的来临时,政治领导人会力挽狂澜,把欧洲带回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金融稳定的正规上来。但悲观派的人数和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他们看到,在金融动荡之外,政治瘫痪正在发生,这扩大了欧元区原始设计漏洞。

当然,谁最终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取决于欧元区各国政府是否愿意及时、合作地做出必须的决策。但这并非唯一的决定因素:在“为”的意愿成为现实时,政府还必须“能”力挽狂澜。而正是在这方面,没完没了的延迟让挑战越来越令人畏惧,也让结果越来越不确定。

有经验的观察家提醒我们,危机,而不是愿景,更能在欧洲历史性一体化的关节阶段推动进步。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几十年的历程,其背后的推动力是对确保在这个曾经是全世界最暴力地区、饱受可怕人道灾难摧残的地区实现长期和平与繁荣的渴望。毕竟,欧盟(包括由17个成员国组成的欧元区)仍只是国家的组合,各国在经济、金融和社会条件诸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文化差异也持久存在着。政治周期也远称不上同步。而太多的地区治理机制(欧洲央行是一个显著的例外)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和信誉,从而效率低下。

若任其自身自灭的话,这样一种组合极易因反复争吵、破坏性故作姿态以及在未来愿景问题上的分歧而深受伤害。结果,在好光景时,通往真正经济和政治一体化之路困难又缓慢。但若危机降临,所有这些都可以发生快速变化,特别是当危机威胁到欧洲工程的完整性时。

而欧元区如今就处于这样一个时刻。欧元区外围国希腊所爆发的债务危机复仇般地朝核心国蔓延,以至于威胁到欧元区自身的生存。

政策反应月缓慢,关于欧洲未来的质疑声就越多。维持17国组成的货币联盟已不再是理所当然之事。让一些国家退出的声音——首先是希腊,称为“希腊退出”——现在已相当普遍。只有最顽固不化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对日渐增加的欧元区总体瓦解危险视而不见。

尽管如此,许多经验丰富的欧洲一体化工程实验者还是在围绕他们的心血的阴云中看到了一丝曙光。对他们来说,唯有危机才能让政客们停止得过且过的幻想,刺激政策出台,在货币联盟之上加以银行联盟和政治联盟,确保欧元区能有一个稳定而可持续的四脚平台。

但这一观点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它包含一个假设,当事情演变为千钧一发时,政治领导人真会去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为”的问题。它还包含另一个假设,政治领导人有能力做这些事——这是“能”的问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一个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已上升到了令人不安的水平。

眼下,欧元区正深陷前所未有的不合作态度的重围,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国民在经济、金融、政治和社会领域无法达成一致。这一状况持续得越久,政客就越难控制国家命运,欧洲这一集体的未来也就越悬。

私人部门活动正在放缓,在欧元区最疲软经济体(希腊,那里正在爆发全面银行挤兑)更是接近停滞。在其他地方,存款人也在开始将储蓄转移到欧元区内最坚挺经济体(德国)和区外安全港(瑞士和美国)。疲软公司正在裁员,坚挺公司则推迟了厂房和设备投资。全球投资者继续蜂拥逃离欧元区,各国负债不断地被转移给纳税人和欧洲央行。

毫无疑问,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出现显而易见的社会动荡迹象。毫无疑问,边缘政治运动正在整个欧元区赢得动力。毫无疑问,近三分之二欧元区国家的选民在最近的选举中抛弃了现任政府。

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政策的效率——损害了政策的信誉、堵住了政策向经济的传播渠道、增加了抵消私人部门资本和支出减少的难度。结果,在欧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不久前仍是欧洲主要优势之所在的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正在丧失活力。

我对隐喻也感兴趣。上周,我对欧洲大陆进行了访问,期间我听说了一个能够很好地抓住当今欧洲动态关键点的隐喻。

欧元区领导人正身处一艘救生筏上。这艘救生筏正在驶向致命瀑布。欧元区领导人等得越久,救生筏的速度就越快。因此,结果不仅取决于他们愿不愿意合作以改变救生筏方向驶向安全,也取决于他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意味着控制和赢得胜利的难度正变得越来越大。

形势十分明朗。当前的危机或许确实能够在最终打破欧元区领导人对妥协、合作、采取共同行动的天生抵制。但他们争吵和犹豫的时间越长,他们在“为”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因“能”方面的欠缺而沦为于事无补的风险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