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随着国际媒体报道瑞士检方以性犯罪起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有一个报道惯例值得我们深切关注。我们知道阿桑奇的实名，但是指控他的人——两名控告阿桑奇的瑞士女性——却一直被称为“A女士”和“W女士”。她们在电视上的影像也模糊不清。

新闻机构声称这个惯例是为了尊重疑似受害人。但是它们在报道针对实名罪犯的诈骗案时——或者所有非性犯罪的案件——从未对受害人进行匿名报道。事实上，尽管新闻机构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让性犯罪案件中的女性保持匿名对这些女性的伤害是巨大的。

匿名报道强奸控诉者的惯例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留物。如今，我们沿用了那个时代的法律对强奸等性犯罪的规定以及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方式。在那个年代，强奸罪被视为“比死亡还糟糕的命运”，那些本应该在婚前保有处女之身的女性受害者被描述为“被损坏的物品”。

弗吉尼亚·伍尔芙称维多利亚时期的理想女性形象是“家中的天使”，一个身居闺中、不能承受公众舞台压力的脆弱生灵。当然，这个理想形象是一把双刃剑，它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女性扮演着性爱纯洁的模范形象和无知形象，女性表面上的脆弱使她们无法影响强奸案件的审判结果，而审判结果是能影响她们命运的。例如，妇女无法以实名完全参与到法律诉讼程序中去。

事实上，妇女政治权利提倡者所奋力争取的一项权利就是让罪犯得到应有的判罚。然而，即便在妇女赢得法律权利后，即便妇女的其他负面形象和嗅盐、鲸骨箍一样已不复存在，匿名报道性侵中的女性受害者这一维多利亚时代惯例却保留了下来。

这个惯例不仅是对女性的侮辱，同样让强奸诉讼变得更加艰难。受害者的匿名大大便利了那些不想起诉强奸犯或性骚扰犯的机构。

例如，美国军方隐匿受害人的身份，以至于如今美国军队中强奸屡见不鲜。维持受害人匿名能让军方避免做全面记录，官员们也因此不必透明地报道性侵事件及其诉讼，也不必严肃彻底地对性犯罪进行公诉。

大学也是如此。我的母校耶鲁大学同样匿名报道性骚扰和强奸事件，以此在20年内隐藏这些事件和犯罪者的犯罪记录，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学校避免系统的调查。由于大学中的匿名政策普遍存在，至少两名疑似连环强奸犯——多个受害者分别向这两人的雇主报道性侵事件——目前正在其他大学，根本没有被起诉。

这个教训是十分清楚的：与公开控诉相比，受害者匿名控诉不会使案件受到重视，导致性罪犯受到机构保护而免于惩罚。

事实上，只有当受害者站出来宣布她们的名字时——尽管这种选择很艰难也很痛苦——体制的变更以及诉讼的成功才有可能实现。1991年，安妮塔·希尔决定公开控告克拉伦斯·托马斯（如今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此举引起了人们要求执行公平就业权法案的狂潮。希尔知道人们会质疑她的动机。但是作为一名律师，她明白居心不良的匿名指控会引起什么后果，也明白寻求正义的匿名指控很可能不会带来真正的结果。

其实，匿名的惯例只会让强奸的谜团悄然而生。当受害者以实名公开起诉时，那么人们就会清楚其实任何人都有被强奸的可能，包括老奶奶、学生、家庭主妇以及性工作者。相反，我们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真正”的强奸受害者形象以及受害后应有的表现有了定性的思维。我们误以为强奸事件谎报率比其他犯罪的谎报率更高（在美国也是如此，强奸谎报率其实只有2～4%）。 

长久以来，女权主义者一直呼吁强奸案的审判必须要和其他犯罪一样。但是只有在强奸犯罪中，起诉者是匿名的。如此有区别地对待强奸案只会继续把强奸案错误定性为“另类的”犯罪，一种满带文化枷锁的犯罪。

最后，这也涉及到深刻的道德问题。虽然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控诉中，匿名是必要的，但是妇女不是孩子。如果妇女受害者郑重其事提出刑事控告，那么她必须要被视为一个有道德的成年人——受害人也需要如此看待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司法体系——起码民主国家中的司法体系——通常要求被告面对他/她的原告。例如，阿桑奇的案子是一个深受民意影响、判决结果影响重大的案件，那么为什么阿桑奇在面对或许会对他造成严重后果的控告时，她的指控者却保持匿名呢？

所谓的“强奸保护法”应该用于保护疑似受害者。在案件发生前，受害者曾与谁上过床或者在受害时穿什么衣服完全与他人无关。但是避免让受害者的性爱史出现在调查或诉讼中与保持受害者的匿名并不是一码事。

这两者本就不该被归为一码事。毕竟，在严肃性的刑事诉讼中，询问动机和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合情合理的。例如，希尔知道她必须解释为什么她在多年之后才控告她的前雇主托马斯。同样，起诉教会保护着的性罪犯的成年控告者明白，她们必须回答一些基本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许多控告中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这有利于案件进入真正的诉讼程序）。

像对待孩子一般对待性犯罪中的女性控告者是错误的，也是男性至上主义的表现。同样，根据匿名控诉而在民意法庭中审判他人是不正当的，无论被起诉者是男性还是女性。强奸控诉者的匿名惯例早该作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