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维登斯，罗得岛——中国正在庆祝被官方称之为“改革开放”的30周年纪念日。以这种方式来标注时间映射出中国的帝国历史。在政治转型期——比如一场军事胜利——皇帝也许会指定一个特殊的“年号”来帮助庆祝这个好消息。一次政治崩溃后，朝廷也可能会尝试使用新的年号，以便把过去所犯下的错误一笔勾销。唐朝最后一位皇帝在14年中公布了7个年号，徒劳无益地试图重新评价自己的统治，避免政权走向衰亡。

1978年，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改革”是指本着实事求是、按部就班的原则，放松中央对经济生活的管制，以矫正毛泽东的“革命”理念。与此相似，“开放”则预示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融为一体。邓的原则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政策指导作用。

必须回顾满清王朝（1644-1912）及其在18世纪长达60年的“天朝繁荣”（乾隆）才能找到与之相媲美的连贯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改革开放”年代在“始作俑者”逝世后的10多年仍然生机勃勃，而且在从邓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的政治权力更替中成为一根贯穿始终的主线。即便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面对的最大的民意挑战——1989年游行，现在看起来也更像是帮助邓巩固对其发展模式支持的一个标记。

如果有一种因素巩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那就是过去30年来所发生的异乎寻常的宏观经济变化。中国人把它叫做发展，也就是“development”，但世界其他国家更普遍地称之为“中国繁荣”，也有人称之为“中国奇迹”。

繁荣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始于乡下，随之而来的就是今天以工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事实上，在消费、国外直接投资、国内股票市场、贸易、旅游、海外留学、军事现代化和国际外交等领域，同样经历了许多小规模的“繁荣”。污染和有毒废物排放也大为增长，同样大涨的还有人们对宗教的兴趣——从佛教到基督教——还有孔子的儒家哲学。今天的中国很少谈及“克制”二字。

一位影响颇大的时尚业主管声称：驱动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是妇女涌入劳动大军，特别是南方的制造业领域。另外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自一位冒险资本家，他认为中国社会充满了创业能量的丰富储备，而在他看来，这些能量储备都源自于中国文化对创业失败几乎不加任何羞辱的事实。对失败的高度包容使得所有人都为成功而拼命努力。

无论原因如何，繁荣都似乎是一个世纪战争、动乱和革命之后难以达到的顶点，因此只会加重现代中国留给人们的缺乏连贯性的印象。勿庸置疑，几乎没有研究1978年文革余烬、以及1989年后表面上看去是一片废墟的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将擎起世界发展希望的火炬。

自相矛盾的是，“改革开放时代”看上去充满矛盾且缺乏持续性的特色实际上却有助于解释中国的繁荣从何而来。动荡的毛泽东时代使得许多人对稳定有着深刻的渴望，对自由有着异乎寻常的向往。邓利用了人们这种厌恶革命的情绪，限制了政治和国家在人们私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释放了人们压抑已久的能量，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

革命共产主义很可能也以其他的方式为繁荣铺平了道路，表明从社会乌托邦主义到资本实用主义的转变与其说是反向逆转还不如说是“扼杀创造力”的后续进程。归根结底，毛针对“封建社会”的文化大革命的确将传统文化夷为平地，不仅毁灭了传统的价值观和制度，也抹去了失败的社会努力，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种子播撒进中国这片沃土做好了准备。

毛的革命催生了无数修正运动，逆转了从前从未受到过侵犯的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学者对工人、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儿子和家庭对个人的主导地位。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之时，将个人捆绑在文化、国家、单位和户口登记制度上的束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复存在。摆在大量新增个人企业主和劳工面前的障碍已经扫清，摆脱了家庭和政党责任的束缚，中国民众以刚刚解放出来的个人力量横扫市场。

当然，繁荣所付出的代价也不能忽略不计。对环境的损害一直如影随形，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而与城市化相伴而生的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繁荣还未能带来许多人所期盼的系统性政治变革。

即便如此，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仍然需要解答：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繁荣？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伟大的疑问，它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关系到为中国异乎寻常、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解释的成功所着迷的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