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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无法称霸

发自伦敦——中国是否即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眼看发达国家正身陷衰退或者近乎衰退的泥潭,而该国经济却在以每年8%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也逐渐成为一个热门问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在2017年爬升到世界第一。而相对其GDP增长,军费开支的增加则更快。

如果不把美国计算在内的话,这个问题就是足够合理的。在美国人心目中世界上只能有一个超级大国,因此中国的崛起自然意味着美国的削弱。事实上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中国代表着一个事关国家存亡的挑战。

这种看法显然过于夸张了。事实上,只存在单一超级大国是极为不正常的,而且只有在1991年苏联意外崩溃了之后才出现了这一状况。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种共存状态,几大势力要么和平共处,要么剑拔弩张。

以英国为例,这个经常被认为是由美国取而代之的国家在美国人的思维中从来就不是一个“超级大国”。虽然该帝国幅员辽阔,海军实力超群,但如果没有盟友从旁协助,19世纪的英国就无法赢得任何一场对法国,德国或者是俄国的胜利。由此看来英国更像是一个“世界大国”——也就是那些虽然在地理意义上坐拥巨大影响力和利益,但却并不具备相关强大势力的古老帝国

因此应该问的不是中国是否将取代美国,而是前者是否会开始具备一些世界大国所具有的特性,尤其是一种对世界秩序的责任感。

但即便是以这么一种更加中性的方式来提出,这个问题却并未提供一个清晰的答案。而首要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外表生机勃勃,内里却危机四伏。

对此分析师罗念慈(Chi Lo)向我们有理有据地展现了一幅宏观形势大好微观却一塌糊涂的景象。2008年11月宣布的4万亿人民币(折合5860亿美元)巨额刺激计划绝大部分都通过银行直接贷款的方式注入了那些亏损国企,并以此在全球衰退之下支撑了中国的增长。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是日益严重的资本错配,一方面导致贷款坏账增加,另一方面中国家庭的过度储蓄又刺激了楼市泡沫。此外他还认为2008年的危机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因为发达国家的需求出现了长时间的低迷。

中国目前急需通过从公共投资和出口向私人消费转型的方式来重新平衡整个经济。短期内,该国的某部分储蓄应该被投资于国外的实物资产,而不仅仅是躺在美联储的保险柜里。但长期看来,中国家庭的过量储蓄倾向必须通过社会安全网及消费者信用工具的建设来加以遏制。

此外,如果要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中国需要一种能吸引外国人投资的货币。这就意味着引入货币的全面自由兑换以及建立一个深厚且流动性强的金融系统,一个可供筹集资本的股票市场,还有一个市场化的贷款利率。而当中国大谈“国际化”的时候,人民币在上述方面却并未取得什么进展。“与此同时,”罗念慈写到,“美元背后依然有美国与全球大多数外汇储备大国的强大政治联系作为支撑。”日本、韩国、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无不栖身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伞之下。

第二个问题则与政治价值观相关。中国的进一步“上升”将取决于对公共资产所有权,人口控制以及金融管制这类经典共产主义符号的废除。但问题在于这些改革究竟能在不触及中国共产党政治独家垄断权——由1978年宪法所规定——的情况下走多远。

中国的政治系统是构建在两项重要的文化价值观之上的。首先是中国政治思想中的等级和家庭观念,中国的哲学家们承认(政治)自发性的价值,但前提是必须在一个所有人都知道自身所处地位的严格等级社会中。正如《论语》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中国人不太相信人生命所具备的神圣性:佛教认为人和飞禽走兽草木都是一样的。对保护人权的承诺已经在2004年写入了中国宪法,但盲人政治异见分子陈光诚最近的遭遇说明这只是一纸空文。同样,私人财产的地位依然低于公有财产。

此外儒家学说中还有所谓“受命于天”,并以此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依据。而今马克思主义的“受命”已经取而代之,但却依然没有任何“受命于人民”的空间。

这些政治遗产限制了中国在全球领导地位中享有的份额,还需要在中国和西方两种价值观之间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调。西方声称自己的价值观是普世的,美国和欧洲也永远都不会放弃把这些价值观强加于中国身上。我们很难看到这一进程发生逆转,而中国也逐渐开始出口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拥有一个选择:要么接受西方价值观,要么尝试建立一个东亚区域,自成一派。后者不仅可能激发与美国的冲突,还可能触及其他亚洲势力,尤其是日本和印度。而中国的最佳潜在前景因此可能取决于在接受西方规范的同时用“中国特色”来进行粉饰。

但上述两种选择都无法引发一个中国“取代”美国的情景出现。而在我看来这也不是中国想要的。因为它的目标是赢得尊重,而非统治世界。

翻译:邹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