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纽约——以非政府组织为首的外界正向企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去承担某些特定的“企业社会责任”。但即便对这类责任的呼声越来越大，企业也偶尔做出让步，却不能确保这些责任以及承担这些责任的方式是合理的。

一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可以被分成两类：企业应该做的（比如说向一个保护妇女权益的非政府组织捐款，或是捐建一所乡村学校）以及不应该做的（向河中排放水银或在填埋场掩埋危险物料），而后者属于一般性行为，且易于监管（但在东道国缺乏相关监管的情况下，企业该如何作为？对此也有争论）。

但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真的一种合理的行为吗？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一些批评家一直都质疑企业是否应开展利他主义行为。在企业诞生之前，社会上存在的主要是一些诸如罗斯柴尔德这样的家族产业，赚到的收入主要归家族所有。那个时候，利他主义行为主要也是由家族来承担，钱怎么花，花在哪里，决定权都在家族手里，而不是在企业或其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身上。

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大型家族产业大多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就是继承利他主义的合适主体——当然，企业的股东完全可以把自己从企业和其他渠道赚来的钱以个人名义花在利他主义行为上。实际上，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说法，我们更应该提倡的是个人社会责任。

个人社会责任之所以更加合理，是因为苛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了一种“推卸责任”的途径——企业责任已经成了个人逃避行善的借口。而这恰恰是人们把肥胖到被咖啡烫伤都统统归咎于快餐店的背后原因——近年来，这类诉讼已经成为了大热门。

此外，以个人社会责任取代企业社会责任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其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多种途径来具体实现利他主义。企业社会责任就像毛主席提倡“百花齐放”，最终只是为了获得斩草除根的结果。但个人社会责任却更像老布什总统说所说的那样“发出万千光芒”。

而且在公司如何代表他们来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上，很难想象一间公司的股东能够民主地达成共识。毕竟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最好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企业社会责任也有其存在的依据：首先，不可忽略的一个政治现实是，社会以对待个人的要求来对待企业，这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个法律现实。社会越来越要求这些“企业公民”要如社会上的个人一样承担起利他主义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愿意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也只是因为社会是这样的期待它们的。而承担这些责任也为企业建立起了“良好”形象，正如参与慈善事业为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这些亿万富翁建立起了“富贵善人”形象一样。

其次，许多公司都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有效的防御性战略，以此来应付那些非政府组织（诸如绿色和平组织）——这些人利用网络煽动，抵制和其他各种方法来迫使企业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企业越是承担起社会责任，那些非政府组织的要挟就越不可能成功——甚至反过来被企业所利用。

试回想一下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这个两个截然相反的例子。可口可乐公司在劳资关系和环保标准等问题上与非政府组织纠缠不休，声名狼藉。相反，曾与AT&T和中情局联手驱逐了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百事可乐公司却誉满天下，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在好几个由大型非政府组织发起的运动中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企业社会责任感，慷慨解囊。

沃尔玛在这个问题上也吃过亏。在2005年，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创立了一个名叫沃尔玛监视者的组织，每年活动经费500万美元，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使沃尔玛成为一个“更好的雇主，邻居和企业公民”，而沃尔玛最终也只能屈从于SEIU的某些特殊要求。

最后，企业社会责任也可以仅仅作为一个宣传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承担责任主要是为了直接创造额外收益和刺激销售额上升，正如广告的效果一样。阿迪达斯赞助网球比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烟草巨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给博物馆，交响乐团以及歌剧院的慈善捐款则别有用心，捐款被揭露是出于收买那些地方的艺术家，好让他们不要致力于禁烟运动。

总的来说，所有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行为都应该由企业自己来决定，正如个人社会责任让每个个人依靠自己的良知和感觉来进行判断，决定哪些事情是值得支持和赞助的一样。部分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社会活动家都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个人好恶来左右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这样的做法绝对是个误导，必须坚决抵制。

所以说，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所提倡的“全球契约”才是理想的方案。安南的贡献在于他列出了范围广泛的十大指导性原则，而把选择承担哪些社会责任的权利留给了签约企业，让他们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