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俄国，国家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占据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似乎沉湎于在能源和航天领域建立“全国性大公司”的梦想。普京的所作所为只是当前欧洲政治辩论中企业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一部分表现，尤其是在涉及到跨国收购问题时这种保护主义趋势就更加明显。

欧洲所有国家政府无一不在履行保护“国内”企业免受“国外”竞争威胁的职责。“经济爱国主义”是法国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在2005年7月百事公司传闻收购达能集团后创造出来的口号，也可能是对上述政治责任的最佳概括。虽然德维尔潘的辞藻比其他多数政治领袖都要华丽，但内中所蕴含的核心精神却绝对不仅局限在法国。

如出一辙的冲动似乎也左右了意大利对Autostrade公司、西班牙对Endesa公司、波兰对银行业和瑞典前首相对沃尔沃公司的政策。德国对“入侵者”的戒惧¾比如拨款支持德国证券交易所，或是英国大张旗鼓地捍卫伦敦证交所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背后也隐藏着同样的原因。

支撑“经济爱国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在“国内”公司（尤其是大公司或者所谓“顶级公司”）、国内雇员以及各式各样的国内团体之间建立起利益联盟。按照德维尔潘的话讲，“为了更好地保护员工的利益，我们必须先保护好国内公司的利益”。他接下来提出达能应该算作“法国”的企业，因为该公司“奶源和水源均取自法国”。但达能公司的内部档案显示，该公司仅有22%的全球销售额来源于法国，而法国境内的员工人数还不到其全球员工总数的14%。

事实上，欧洲公司和国内团体之间的联系已经日渐薄弱。我为Bruegel所作的研究调查了以欧洲为总部的百强上市公司（按市场资本总额进行排序），并分析了其收入来源的地理分布状况。去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正式实施后，公司营业收入的来源及分布状况的透明度也大大增加。

这项研究把欧洲分成了8大区域，囊括了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或卢比荷关税同盟及北欧区域联盟等小型国家集团。调查接下来计算了总部设在区域之内、欧洲其他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各公司所挣得的收入份额。如果能找到相关资料，我们也对员工的可比分布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总部所在地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平均相对较低：欧洲百强公司平均只有八分之三，或37.5%。当然，这一数字包含各式各样的行业，而且欧洲大陆的不同国家也存在一些地理上的差异。比如，德国公司（34%）和法国公司（35%）的平均数就比他们在西班牙（56%）或意大利(65%)的同伴有着显著的差距。虽然如此，但总体趋势依然十分清晰。

在1997年后追踪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55个公司子样中，总部所在地的收入比重平均起来都有大幅度下降，从50.2%降到了36.9%。同样在这些公司中，对“欧洲其他国家”的销售额1997年平均只占其欧洲总销售额的不到30%，而2005年已经上升到超过43%。

如果这样的趋势得以延续，那么到2010年，欧洲最大公司在所在地获得的收入占其欧洲地区总收入的平均比重将低于一半，而在其全球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低于三分之一。这些公司正在迅速实现“欧洲化”，其所在地的相对重要性则下降得更为迅速。

调查不仅研究了销售状况，还研究了员工的地理分布与收入分布之间的相对关系。尽管有些公司人员和收入的分布状况可能相去甚远，但一般来讲这两者都具有一致性：名列欧洲百强的73家公司子样中，其原属地在2005年占员工总数和收入总数的平均比例分别是37%和35%，而欧洲其他地区占员工总数和收入总数的平均比例则分别是29%和28%。这样的结果有力地表明：尽管只适用于部分公司的平均状况，但就业的分布状况与销售的分布状况大致关系呈“正相关”（反之亦然）。

政府决策者能从中得到什么启示？简言之，上述统计数据显示了这些所谓的“顶级公司”和他们的总部所在地之间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利益差异。对欧洲政府来讲，培育顶级公司越来越多地意味着为非国民客户和员工提供好处¾这种利用纳税人钱财的方式非常值得怀疑。

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欧洲各国的管理竞争可能会加剧，因为在税收或管理环境不那么有利的情况下，本地利益不再能约束公司继续把总部设在“本国”。德国银行2002年决定把总部从威斯巴登迁往都柏林的举动可能就代表了未来的趋势。

其中最大的风险是，人们对“国内”公司的传统认识和欧洲化日益扩大的现实可能会导致在制定政策时南辕北辙。现在是时候让企业领导者坦率地公布他们真正的客户到底在哪里，也是时候让国内政治家们明白，他们今天再也无法真正控制欧洲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