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衰退前景再度出现，这一切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使其成为日益严峻的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在一个国家内部加强归属感和责任感？谁来保护弱势者的权益？

在思考这个问题之际，我回想起十多年前在柏林同德国神学家孔汉斯（Hans Küng）的一场辩论，当时参加讨论的还有来自美国和亚洲的人士。讨论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伦理学”——具体而言，是对欧洲、美国和亚洲保护弱势社会成员的方式做一个比较。

我们一致认为，传统上，扮演这个保护者角色的，在欧洲是国家，在美国是私营慈善事业，在亚洲则是家庭。但我们都连忙补充说，没有哪种模式是“纯粹的”，比方说，亚洲的家庭早已不是原先那样，国家在美国所起的作用超出人们的预想，而在欧洲则往往表现得不尽人意。

这十几年来，现实已经变得愈加复杂：亚洲家庭的角色进一步衰微；美国的慈善事业遭遇瓶颈，除了几个慈善家特别慷慨以外，整体上不进反退；而欧洲的国家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已没有能力和意愿去肩负新的责任——北欧国家可能算是例外。

如果上述三个能动因素统统失灵，还能指望谁去保护弱者？这个世界是不是正在走向集体无能的境地？

在西方，穷人是经济停滞最大的受害者。即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新富们也对穷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只有政治动乱迫近的威胁才能令他们有所醒悟，就像在沙特那样。

事实上，新兴国家的富裕精英阶层，其生活方式就是在排斥穷人，就是在漠视穷人。这情况在巴西和印度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光有增长是不够的：对社会责任的强烈意识也不可或缺。

光去谴责全球化，说它是侵蚀传统弱者保护网的主要嫌疑犯，甚至是唯一的嫌疑犯，无疑是荒谬的。全球化最多只是一个背景、一种环境，尽管全球时代的第一场金融经济大危机的确把富豪和赤贫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

但全球化也凸显了弱者的处境，从而令社会公正的缺位显得尤其不可容忍。在一个具有更高透明度和更大相依性的世界里，富人面临着新的责任。说得更准确一点，它令保护弱势者的旧有责任变得更加困难和更加紧迫。

在一个变得日益复杂的世界里，也许恰恰需要简单的办法。例如，人们可以遵循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原理：欧洲的强项是国家，亚洲仍然依赖家庭，美国继续坚持个人善举。问题是在一个普世对标的世界里，各种办法的合法性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依赖于文化兼容性和效果的优劣性。

例如，在西欧，呼吁全体公民为解决债务危机做牺牲，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感受面前变得苍白无力：每个人的牺牲并不平等，削减福利会加剧社会不公。但是，短期内重振经济增长，中长期内解决债务问题，毕竟是应对危机的唯一恰当方式。

然而，不论是在欧洲或是其他地方，假如不加大力度强调社会公平，这些应对方式就无法奏效。不过，像沃伦·巴菲特等富豪直言自己纳税太少的开明、慷慨之举——当然，他们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不太可能得到新兴市场国家新富们的群起效仿，更不容易在其他国家的富人群体中一呼百应。我们得现实一点看问题：像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那样的慈善富豪，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也响应者聊聊。此外，亚洲社会真的能够复兴家庭的责任感吗？

过去十年，全球化的确显著地敉平了文化差异。但是，在保护弱势者、抵抗社会不公加剧势头方面，这种“文化差异的全球化消除”也许恰恰创造了一个机会，令我们可以把各个传统中的精华部分结合起来。也许，各国都应尝试在综合国家、家庭和慈善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福利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