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罗伯特·佐利克即将卸任世界银行行长一职，再一次将布雷顿森林双生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这一棘手问题抛给了世人。在世行和IMF诞生的时候，凯恩斯曾发出过著名的警告：如果这两个机构不能得到优秀的领导人，那么它们将“陷入永恒的沉睡，永远无法在人世间的法院和市场中苏醒过来，让人听见它们的声音。”

当然，要获得优秀的领导人，就必须有谨慎的选择过程。但是，如今，世界正走在相反的道路上，恪守着早已过时的顽固流程，美国和欧洲不管经济状况多么糟糕，分别把持世行和IMF首脑的垄断地位。

人们已经勉强达成了共识，这一体系必须有所改变。但维持现状——欧洲和美国拒绝改变，新兴市场国家无可奈何——的力量依然强大。从去年拉加德被选为IMF领导人一事中便可一窥端倪。美国的选举年政治将进一步强化这一力量，奥巴马政府不可能放弃全球权力的象征，这将导致反对派获得微弱领导权。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最简单的部分是指出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世行需要新的选人过程，以使其选出最胜任的人，不论这个人是什么国籍。最困难的部分则是如何设定世行行长的选人要求，在如今的环境下，世行领导人必须适应深刻的全球变革。

长期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众多穷国开始赶超发达国家的情景，成功发展的名单正在延长。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穷国正在走出对世行优惠贷款的依赖。

世行的非优惠贷款分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如今四分之三贫困国家已经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时候。但获得私人融资变得更加容易将迫使人们重新评估IBRD的方式及其贷款规模。比如，各国可能希望世行继续给予中立建议并设定采购和质量标准，但又不希望承受已成为世行融资一大特征的高交易成本。

与此同时，在可预见的未来，世界面临着诸多发展挑战——气候变化、农业生产率低下、水资源越来越紧缺等——这些挑战正在日渐成为全球问题。放眼未来，世行需要从向政府提供贷款转向为全球公共品供给提供融资。

发展中国家的逐渐成功还给世行带来了智识上的挑战：世行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研究和政策思想的监护人。目前，世行主要依靠坐落于美国的研究中心，在未来，世行不能在依靠简单的模型和通用模式来号令天下了。平心而论，世行已开始向不拘一格兼容并包的方向转变，但新行长必须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更多地关注具体情况和个体借款人的需求，从范围更广的成功发展案例中汲取经验。

世行的主要股东也面临着艰难抉择。如果它们认为世行有着灿烂的未来，值得支持，那么能够提供资源的乃是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当然，首先是中国，但巴西和印度也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援助计划），而不是深陷债务泥淖的西方国家。反过来，新兴国家也会合理地要求在世行的日常运营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特别是如果世行的注意力转向全球公共品供应的话。

但如果现有势力不愿放弃控制权的话，那么布雷顿森林确定的正式国际金融体系将变得越来越脆弱。中国等国将越来越相信，抛开这一体系是最佳选择，这将给多边主义带来一系列恶果。

这些重大变化和艰巨挑战意味着世行的下任行长的首要任务是发动并维持变革，同时寻求世行成员国的支持和合法性。他必须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政治领导能力以及对世行必须有新愿景、新方法的坚信不疑。

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中，现有选人程序已经不再合理，而且会导致更大的风险：选出一个不合适的候选人。坚持这一旧程序的后果或许不像凯恩斯预言的那么恐怖，但世行体制僵化、其捉襟见肘的G7赞助人面临越来越少求助者的局面给予该机构的资金大幅削减的可能性是实实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