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现在你成为金融怀疑论者不费吹灰之力。因此让我们提醒自己，将我们带进当前困境的金融创新在不久前似乎有多大魅力。

谁不想让信贷市场为买房服务？因此我们开始将真正的竞争引入抵押借贷领域。我们允许非银行机构开展房贷业务，让它们向得不到传统借款机构很好服务的未来购房者提供更具创新性、价格也更低廉的抵押贷款。

然后我们允许这些贷款被集中打包成向投资者出售的债券，在这个过程中成功实现了风险的降低。我们进一步把这些住房贷款的现金流拆分成风险不同的若干部分，为高风险债券的持有者补偿更高的利率。接着我们号召信用评级机构证明由风险较低的抵押贷款支持的债券安全到可以由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来购买。如果有些人还是放心不下，我们又创造出衍生产品，允许投资者为债券发行人的违约行为进行投保。

如果你想展示金融创新的好处，那么恐怕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实例。多亏了这些债券，让成百上千万一直被排挤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房产、让投资者赢得了高收益、也让金融中介机构赚足了服务费和佣金。这项创新本来就像一场美梦——直到大约一年半以前，许多金融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还有这样的共识。

然后一切都轰然倒塌。近几个月来吞没金融市场的这次危机埋葬了华尔街、也动摇了美国的地位。美国财政部被迫提出对被困金融机构的近万亿的救市计划让新兴市场灾难——像1994年墨西哥的比索危机或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之下都显得不值一提。

但到底错在了哪里？如果我们的补救措施没有对准真正导致危机的因素，我们新激发的管理热情就可能在杀死有毒金融创新的同时，让有用的创新也无法幸免。

问题在于我们所缺的并不是怀疑。问题难道是发明信贷术语——比如“引逗”利率和提前还贷罚金——的肆无忌惮的放贷者诱使毫无疑心的借款者陷入了债务陷阱？或许，可这些策略对放贷者本身并没有意义，除非他们相信住宅价格会一直上涨下去。

那么也许罪魁祸首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房地产泡沫，以及阿兰·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不愿意放走泡沫中的空气。即便如此，债务抵押债券和类似债券快速膨胀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维持抵押借贷的所需。信用违约互换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成了一种替代保险的投机工具，其总额则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62万亿。

因此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如果没有最大限度的追求高收益，这场危机可能不会达到现在的规模。可问题是，信用评级机构在做什么？如果他们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及时发布了风险预警信息，这些市场就不会吞噬掉这么多的投资者。这难道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或者也许真正的罪魁祸首在世界的另外一端。高储蓄率的亚洲家庭和屯积美元的外国央行导致全球储蓄“泛滥”，实际利率为负，最终制造了美国住宅泡沫，让金融家在用借来的钱投资时越来越冒险。宏观经济决策者本来可以齐心协力，及时采取行动消除不可持续的巨额经常账户收支不平衡。那样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流动性在市场上游来荡去，静候灾难的出现。

但也许真正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是美国财政部在危机爆发时处置不当。虽然形势很不乐观，但致使信贷市场失灵的却是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拒绝为雷曼兄弟提供救援。就在这项决策做出后，就连资金最充裕企业的短期融资实际也陷入了崩溃的状态，而且整个金融体系也都无法正常运转。

鉴于可能出现的后果，也许保尔森最好能克制住自己的厌恶情绪，对雷曼采取已经加诸贝尔斯登并在几天内就要加诸美国国际集团的同样措施：拿纳税人的钱救它们。这样华尔街也许可以幸存下来，而美国纳税人也许可以避免支付数额更大的账单。

也许寻找导致金融体系在我们面前爆炸的单一原因根本就无关紧要。如果你还愿意相信金融理智，一个能带来些许安慰的想法是这是一场“完美风暴”，一次需要许多星座同时连成一线才会爆发的非常罕见的灾难。

那么对华尔街的验尸结果会揭示什么？这是个自杀案件？是谋杀？还是偶然死亡？还是一次罕见的大面积脏器衰竭个案？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立法者为防止危机再次爆发所制定的法律和预警制度也因此必然难以摆脱效果不明显而且无法确定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