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这场经济危机看起来已经没那么危险了（至少眼下是这样），预测人士纷纷开始搜索复苏的“绿芽”，与此同时，一场范围空前的问责游戏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显然，金融危机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机会，可以揭露欺诈、渎职和腐败。然而，究竟应该揭露谁，揭露什么，我们倒有些吃不准了。

大银行家首当其冲，成了最显眼的被告。长期以来，他们掌管的金融机构靠着扭曲风险定价赚得盆满钵满，回过头来又振振有词地要求公众出资救助，理由是这些机构太大，倒不得。他们表现得趾高气扬，收入似乎高得离谱，很容易就被妖魔化。

但政治程序又如何呢？为什么这些银行没有受到更密切的监控和更完善的规管？这不是某些政客被“收买”了那么简单，毋宁说，政客们使自己相信，金融创新开启了普遍繁荣之门，提高了房屋所有者的比例，当然，也就提高了选举中的民众支持率。

各国政府眼下如履薄冰，政客们差不多成了过街老鼠。捷克、匈牙利、冰岛和爱尔兰的行政当局已然崩溃。泰国、法国和希腊被暴乱和罢工折腾得半身不遂。科威特政府解散了议会。英国则因为议员骗领津贴丑闻闹翻了天——自打19世纪上半叶声讨“陋规”（old corruption）以来，英国还没出过这么大的腐败丑闻。

金融危机一过秋后算账的现象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们循着规律性的周期一再出现。19世纪70年代初的股市泡沫导致1873年的崩盘，也引发了对相关责任者的“围剿”。1907年大恐慌期间，J.P.摩根先是被看作市场救星，最后却沦为全民公敌。20世纪30年代，银行家和财政部长们则成为众矢之的。不过在20世纪的其余时间里，这种反冲循环似乎已不再上演。

时至今日，受攻击的不仅是政治和金融大佬们。批评者试图挖掘出导致金融和经济失调的一些错误理念和既得利益。在这方面，我们这场危机被挖出来的根子同历史上的危机都不一样——看起来，金融创新背后的驱动力是一系列学术乃至技术革新。

由于它是一场经济危机，多数人都不自觉地从经济学家那儿开始挖它的学术根子。除了一些例外，经济学家的公信力大打折扣。人们无休止地引用理性预期革命的奠基人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2003年在美国经济学学会主席就职演说里讲的一段话：“预防萧条的核心课题已经得到解决，已经可以满足实践上的一切需要，而且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好几十年。”

学院经济学家能够影响政策，这一点也很清楚。目前身居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这一极富影响力之要职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年轻的时候曾经断言：“金融和货币冲击在引发萧条方面的重要性被我们高估了。”如果经济简单得连傻瓜都懂，如果对付危机和困难有那么多好的政策选项，也就不需要避免什么错误了。毕竟，事后诸葛亮总是容易的。

当公众鄙夷经济学家的时候，其他学科颇有些幸灾乐祸。非定量学科似乎有了个扬眉吐气的机会——过度依赖复杂符号和晦涩公式的危险这回算是暴露无遗。

可实际上，鼓励人们去荒唐冒险，去制造和接受高度复杂、根本看不懂的证券定价的，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其他学术领域乃至一般文化领域里的发展和时尚也难辞其咎。一般文化领域近年来的种种趋势有时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其内涵包括以直觉、感受和隐喻取代理性认知的倾向。

然而，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源自技术革命，它同后者的纠葛剪不断理还乱。蒸汽机或老式汽车的工作原理一目了然，而现代的汽车飞机如此复杂，以至于这些高科技产品的操纵者对其实际工作原理毫无概念。互联网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在这个虚拟世界里，严格的逻辑已不那么重要，大行其道的是错综杂陈的酷炫图像。

后现代主义跳出了所谓“摩登时代”的理性文化。不少人觉得它更像中世纪的生活图景——人类被种种晦涩难解的现象包围着，于是自认为生活在一个充斥神魔和灵力的世界里。

全球金融的最近时代——也许我们该叫它“正在逝去的时代”？——不同于一个世纪之前的金融浪潮。其文化表现也是前无古人的。它玩世不恭，言辞闪烁，喜欢游走于边缘地带——一句话，整个就是一后现代。在它眼里，传统和历史与其说是威严的训诫，不如说是讥讽的对象。

在这个时代玩得最high的时候，金融玩家们也在挥金如土地收藏极度抽象的现代艺术品。对现实性的一种后现代式的无视或轻慢造成一种感觉：整个世界分分秒秒都在流变，时而可以捶扁搓圆随心所欲，时而又像股价一样倏忽无常毫无意义。

一个同盟就此结成，一边是自以为在兜售绝顶创意的金融高手，一边是推崇“无为规管”哲学的政治精英，还有一边则是热衷于尝新、对传统价值弃之如敝屐的文化气候。结果，一切价值——包括金融业的传统价值——都被看作是僵硬武断、顽固不化，因而也就是骨子里的谬论。

当无厘头再也无法推高繁荣的泡沫，当经济崩溃铺天盖地袭来，毫不奇怪，这个狂欢同盟也就一下子从狂喜转为狂怒。寻找谴责对象的做法也变得越来越像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那种迫害女巫的勾当：在一个失序和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这是一种强求意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