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柏林——不管“新中东”的民主化能否成功或是独裁政府卷入土重来，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已经明白无误地发生了：再没有人能在无视本国民意的情况下推行自身统治。

这一变化将改变应对中东地区冲突——以巴之间，或者宏观上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外交政策考虑因素。在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两国签署的和平协议，以及与巴勒斯坦人签订的《奥斯陆协议》的基础上，不管经历了黎巴嫩和加沙地区的战争还是西岸占领区的巴勒斯坦人起义，数十年里来这些因素都出人意料地保持了稳定

但这一切都将被改变。虽然该地区的政治架构变动是由所谓的“阿拉伯觉醒”所触发的，但其参与者并不仅限于阿拉伯世界或是中东冲突的范围。美国、欧洲，土耳其以及（在某种情况下）伊朗都粉墨登场——只是干涉的程度有不同而已。

让我们先看看美国。奥巴马总统两年前发表的开罗讲话构思了一个宏大的远景，但事实上却毫无建树（或仅仅实现了极少部分）。相反，美国容许在以色列政府缺乏任何行动的情况下出现一个政治真空，而如今这个真空就被“阿拉伯觉醒”所填补了。

与此同时，欧洲正深陷于内部危机当中。但在过去几年中，由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带领下的欧洲人事实上当着土耳其人的面关上了加入欧盟的大门。于是土耳其转而采取了一项“准土耳其帝国”外交政策，把重心放在了阿拉伯世界——甚至包括高加索，中亚和巴尔干地区。

当然基于其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土耳其都必须密切关注其南面各邻邦并尝试阻止那些地区陷入任何形式的混乱当中。虽然应对的重点会完全不同，但即使是纳入了欧洲架构中的土耳其都将面对同样的风险。

由于欧洲的短视，土耳其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入盟梦想并转而走上了一条寻求成为中东重要势力的准土耳其帝国之路——而这也是一条反映出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政策。一方面，土耳其将区域称霸视为晋身全球势力的垫脚石；另一方面，该国也将自身视为中东地区成功实现伊斯兰民主现代化的楷模。

这种争当区域老大的做法迟早将使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爆发严重冲突。如果土方得胜，伊朗以及区域内的极端势力将遭遇历史性的惨败——而后者也深知这一点。

而当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政府试图与伊朗维持友好关系之时，前者成为逊尼派穆斯林国家领头羊的野心意味着土耳其迟早会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挑战伊朗的影响力——这当然也意味着冲突。

此外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迅速降温也与伊朗-土耳其敌对状态的出现有关。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敌对状态对以色列来说是有利的——伊朗和极端分子将遭到削弱。但对土耳其这个野心勃勃的区域领袖来说，巴勒斯坦所代表的利益自然要比以色列要大。而根据目前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来看这个判断显然更加正确，也是埃尔多安外交政策转向的根源。

结果以色列就陷入了一个日渐艰难的境地。由于其本身并未实施任何战略转向——在一个急速变化的世界秩序中持有消极态度实在是个危险之举——以色列将进一步失去其存在合法性并在国际上孤立自己。而以色列针对该区域激烈变革——以及他们已经预料到的后果——的积极回应只能是与阿巴斯领导下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展开认真谈判，并以此签署一个全面的和平条约。

虽然安全问题必须认真考虑，但由于双方在上述和平条约的签署和全面实施之间会有足够时间对此进行协商，它们所占的分量已经日渐减轻了。但只要总理内塔尼亚胡继续认为自己执政联盟的生存比一个决定性和平方案更重要的话，以色列目前的消极——以及所有将对这个国家造成的长期后果——都将依然存在下去。

与此同时，阿拉伯革命的压力将把巴勒斯坦转变成为一个活性政治因素。比如说鉴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埃及革命的压力以及伊斯兰教在该区域所扮演的新角色，哈马斯与伊朗的结盟正变得越来越充满变数。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看“土耳其进程”是否将在最后压倒加沙地区的极端势力。

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哈马斯都将面对一系列将给自身带来风险和负面结果的决定——如果阿巴斯领导下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最近在联合国展开的外交行动取得成功的话，情况就将更加严重。奥巴马已经承诺在一年之内实现巴勒斯坦建国，而阿巴斯则在进一步落实这一承诺。

但下一步将发生的事则极端重要。阿巴斯是否能巴勒斯坦人团结在一条外交道路上，或者再次堕落为暴力和另一场灾难。而当联合国认可了某种形式的建国之后巴勒斯坦的和平之路又将是何种走向？

依照中东地区目前的变革轨迹，我们可能不需要等待太久就能看到答案——或者是更多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