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世界各地的人们现在都已经听说了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这一概念已经家喻户晓。五十年代，法国经济学家索维创造了“第三世界”一词也同样人人皆知。这些词语之所以为大众所接受是因为它们定义模糊。“文明的冲突”基本上是西方对抗世界其他部分，它本应描述世界的本来面目。在现实中，西方是含糊不清的，包括大量领域而并不确定其统一的特征。

    那么究竟为何西方呢？西方化是什么？为何认为日本是西方而中国不是？上海属于哪里？俄国是西方的一部分吗？

    从这些不确定性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西方并非一个地理性的实体。希腊人在2500年以前把他们自己视为是与东方波斯人对立的西方。大概在那个时候西方作为一种心态而建立起来。由于西方从那时以来已经失去了明确的领土范围，“西方”一词已经成为普世而非地域概念。

    是否西方首先是一种心态，而这一心态并不与任何大陆吻合，也并不与任何具体国家或地区吻合。亨廷顿的错误好像在于把西方局限在国家边界之内，而西方并没有边界。

    某些亚洲国家(日本和台湾)属于西方，非西方人群(欧洲的穆斯林)生活在本应属于西方的国家，某些东欧国家部分被西方化而某些西方国家(俄国)并没有完全西方化。在这些情况下，地图是无济于事的。最终，确定西方的心理边界要比确定领土边界好像更为容易一些。

    我相信西方是一个由三个基本特征确定的心态，在东方文明中不大容易找到这种心态。这些特征是对创新的热情、自我批评的能力以及性别平等。

    从古希腊时代以来人们的问候语就是“有什么新消息吗”。这一句话总结了西方心态的要害。但是非西方人更加愿意把传统置于创新之上。但是创新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可以解释与东方相比西方取得了科学突破。它也说明西方与传统非西方社会不可避免的冲突，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应该称作的“西方的西方化”。

    西方不断破坏自身的传统，包括其宗教。经济学家熊彼德把这一过程成为“创造性破坏”。这一名词可以适用于西方所有阶层。西方保守派在创造性破坏上并不比西方自由派差劲。保守派实际上因创造传统而著名。例如，十九世纪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就创造出了大多数本应该是有关英国君主制度悠久的传统。西方的创新好像是一个没有尽头、自我转变的进程。

    自我批评与创新相比更加能够确定西方的特征。非西方文明中面子和自恋排除了自我批评，至少不会自我批评自身的文化。一个真正的穆斯林或者中国学者由于对自身文化的批评而难以被称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或者穆斯林。西方就不是如此。

    西方学者宣布西方价值观死亡完全正当，而中国或者穆斯林世界中就没有向尼采那样的人说他自己的上帝已经死了。中国或者穆斯林世界中有没有人像16世纪法国的蒙田那样那样说“印第安野人”或许比我们更加明智呢？

    当然肯定会有像蒙田或者尼采那样的中国人或者穆斯林，但是他们不会被视为自身文明的灯塔。自我批评而非自恋以及文化相对主义是西方心态的根基。

    在性别平等上也是如此。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在古希腊、犹太和基督教地区，妇女被视为低人一等。但是很多世纪以来这一观点一直引发争议。如今，性别平等已经成为通例。在非西方文明中并非如此。有人会说性别平等是现代化进程的结果，而非西方化的结果。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妇女的地位问题明显把非西方的穆斯林与西方世界对立起来。

    如果我们接受以上西方作为一种心态的定义就会带来三个大问题。它们是：东方在不被西化的情况下能否现代化？我们如何区分东方和西方？西方世界会保持西方吗？

    目前为止，历史上还没有非西方的现代化。有关亚洲价值观的讨论最初起源于新加坡，这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性讨论。亚洲国家只是在把它们的心态转向了创新以及自我批评之后才变得现代化。

    这并不让这些国家不那么亚洲化。当代的韩国人和日本人还依旧完全是韩国人和日本人但是要比祖先相比更加靠近西方。同样，现代埃及人或者沙特人比古代阿拉伯人更加接近法国人或者美国人。

    这一西方化是否让埃及人或者沙特人不再是正宗的阿拉伯人呢？所有的东方社会都存在这一辩论，从而把我们带到了真正的文明冲突，也就是当今所有社会都分裂为西方化人士和非西方化人士。这一文明内部有关现代化含义的冲突要比亨廷顿所谓的地理实体之间的冲突更加显著。

    有关现代化基本含义的争议也被称作身份认同危机同样也影响到西方国家。生活在西方的大量西方和非西方原教旨主义者以传统的名义与西方化进程进行永无休止的斗争。许多人想要通过使用生态或者身份认同的伪装来停止熄火，但是如果你早上第一句话不是“有没有新消息”的话，西方社会也就不再是西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