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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发生了什么?

芝加哥—全球各新兴市场国家——以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为首——正在减速。原因之一是它们仍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向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减速,特别是欧洲,具有抑制经济的作用。

但第二个原因是它们各自有着重大弱点,并且没能在繁荣期克服这些弱点。中国的问题是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增长。在巴西,低储蓄和各种制度性障碍导致利率高企、投资不足,教育制度也无法给相当多的人口提供良好教育。俄罗斯尽管拥有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但仍然需要依赖商品维持经济增长。

不过,最难以理解的事情是印度的表现为何会大大低于其潜力。事实上,2010年以来,印度年GDP增长率降低了5个百分点。

像印度这样的穷国,增长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用美国人的话说,“闭着眼睛”都能增长。只消提供公共品就行了:基本基础设施(公路、桥梁、港口和电力)以及教育和基本卫生服务。与其他差不多穷的国家不同,印度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创业家阶层、规模足够大且教育程度高者的中产阶级以及众多可以动员起来提供公共品的世界级企业。

满足公共品需求本身就是增长的动力之一。非但如此,一条可靠的公路可以引来大量额外经济活动,如彼此通路区域之间的贸易增长和各种沿路开办的企业、餐厅和饭店。

随着20世纪90年代取消无用的许可证制度,印度各届政府十分理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2004年大选时,印度人民党(BJP)便以促发展为平台,提出了“让印度放光芒”的口号。但BJP领导的联盟在大选中失利。不管人民党的失败是因为选错了合作伙伴,还是因为在太多印度人没有从中获益时过早地强调发展,政客们得到的教训都是一样的——增长带不来选举胜利。

无论如何,那次大选表明,需要把增长得好处带给农村地区和穷人。办法有两个。第一个办法比较费时费力:通过普及教育、卫生、金融、和水电增强农村地区和穷人的收入能力。第二个办法是通过民粹主义补贴和转移支付增加选民的消费力,但补贴和转移通常会流向影响力较大而不是真正需要的地方和人群。

BJP失败后的几年中,除了少数显著例外,印度政客们认为传统民粹主义对连任更有利。这种感觉也与中位选民(通常属于穷人阶级)对印度政府期望较低一致——他们认为,印度政府只会零星地做一些施舍,成不了可靠的公共服务提供者。

几年来,先期改革所造成的势头以及强劲的全球经济增长给印度带来了进步。政客们认为不再需要为进一步改革费心了,特别是那些可能让手握重权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满的改革。国大党领导的团结进步联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认为,农村就业保障机制和民粹主义农场贷款豁免是其2009年大选获胜原因之一,这强化了印度的民粹主义倾向。

但是,尽管政客将增长红利以定向馈赠——比如油价和燃气价格补贴——的方式花在了穷人身上,进一步改革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强。比如,工业化要求建设运输系统,建设运输系统要求从农民和部落民手中征地,而征地有要求印度目前不具备的完善土地所有权记录。

随着土地需求和土地价格升高,腐败逐渐横行,某些政客、企业家和官僚利用土地所有权的不透明中饱私囊。腐败的印度精英阶层不再控制许可证,而转向了控制土地等新兴宝贵资源。许可证制度已经寿终正寝,资源统治方兴未艾。

印度人民最终觉醒了。理想主义政客、机会主义政客和非政府组织形成了一个折中主义群体,动员人们反对土地兼并。随着调查记者的加入其中,土地兼并成了一颗政治地雷。

此外,不少以愤怒的中产阶级为成员主题的重要机构,比如国家审计署(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和司法部,也开始了调查。随着关于合约和资源分配腐败横行的证据浮出水面,政府部长、官僚和企业高管纷纷被捕,一些人被判处长期徒刑。

但是,这样做也有副作用——诚实的官员噤若寒蝉,不再敢引导企业与印度迷宫般的官僚机构打交道。结果,工业、矿产和基础设施工程陷入了停滞。

民粹主义政府支出以及经济的供给端无法跟上需求反过来导致了通胀高企,而印度家庭找不到安全资产,只能投资于黄金。由于印度本身黄金产量不高,家庭对黄金的高需求就转变为异常高的经常项目赤字。光是这条便已足以打消外国投资者对印度的热情,因此,最近几周卢比出现了狂跌。

与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一样,印度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艰难时世有利于人心齐。如果印度政客可以迈出几小步,证明他们能够克服狭隘门户之见,建立中等收入国家所需要的更透明、更高效的政府,那么他们将能很快地重新点燃印度强大的潜在增长引擎。否则的话,希望和梦想破灭的印度青年一代将会揭竿而起,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