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把2011年3月的日本与同年7月的挪威相比较，这听来或许牵强，因为前者遭受的是自然的狂暴，而后者经历的却全然是人类的疯狂。然而，在不同的不幸面前，两国却显露出了相似的品质和缺陷。

无论在日本还是挪威，公民社会对事件的反应都令人称道：民众表现得团结而有尊严，并且强化了民族凝聚力，使本国国民对自身及其核心价值更为自信。而与此同时，公安机关的表现显然有所不足。因此，两国人民或许会对本国的官僚机构更为不满。这种情绪也很合理，毕竟是人民，值得称赞的人民，用聪明才智填补了政府管理的空白，提供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保护措施。

当然，这种比较不能过分引申。毕竟，两者有其不同：福岛核电站泄露事件表明了核能的独特之处，即在平时，核电站能产出比大多数能源都更便宜、更清洁的电能；但一旦事故发生，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相比之下，挪威枪击惨案的教训却是：不当的话语也会引发伤亡，而且极右翼思想（也许要加上对暴力视频游戏的上瘾）可能导致可怕后果。那么，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极端主义的疯子控制了核武器，事情将会怎样。

我离开挪威回到法国还不到一年，那时候我由衷地相信 “北欧灯塔”模式，尤其是挪威的社会管理方式。在挪威，国民的高度文明令我印象深刻，我因而相信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终结之后，西方国家能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学到很多。

具体而言，北欧模式特别迷人之处在于：政府透明地、适度地行使权力，男女近乎完全平等，收入差异较小以及移民得到相对人性的对待。当时我又怎能猜到，最后这一点会激起一个北欧年轻人的疯狂仇杀呢？

精神疾患与社会形态关联不大，社会的高度文明并不能减少精神病患者的出现。相反，一旦出现变态杀手，美国般的枪支自由流通加上挪威般的“安全文化”反倒可能助长其罪行。

在这些国家，极端主义政党即使甚嚣尘上，其活动方式、表达渠道和选民基础也颇有局限。有了这重保障，一国社会越是文明、国民越是幸福，该国的边缘团体的思想可能越会更加极端。

从这个角度来看，温和的政治环境既是优点，也是弱点。在幸福安康的社会中，有些人会觉得太过无聊；正是因为国内外全无威胁，他们才会痴迷于幻想出来的敌人。

生活幸福通常意味着宽松的安全文化。我记得我第一次访问奥斯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我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经过皇宫。有时候，人们能看到国王像普通市民一样提着自己的雪橇乘坐地铁——这令我更加欣赏挪威社会。

在法国，人们甚至不能经过爱丽舍宫（总统官邸）前的人行道，他们必须走到马路另一边。民众还常常抱怨，在法国这个所谓民主社会，总有太多警察控制着秩序。

在法国，政治权力要行使得壮观大气，而非挪威般的排场全无（挪威总理曾说，挪威人是“骄傲的小民族”）。这一度曾令法国民众不满，可是在挪威的枪击惨案过后，许多法国人认为（无论这种意见究竟正确与否）：在法国，每当数百名年轻人集会时，荷枪实弹的警察会令人放心地出现在现场，这种措施还是有其道理的。

当然，更完备的安全保障并非与挪威社会的价值观——自由、多样性、尊重他人——格格不入。开放需要实力作保证，特别是当开放的国家想要和非民主国家相竞争时。

此外，奥斯陆惨剧发生的大背景值得考虑：在西方，从美国的茶党运动到欧洲的极右政党，煽动性的民粹主义浪潮正在兴起。正如本人在拙著《情感的地缘政治》（已译为挪威语）中论及的，民粹主义是普遍恐惧的直接产物。

当然，极右政治势力的兴起远非挪威惨案的唯一原因，但是两者确实存在联系。当恐惧、仇恨、非人化纠缠在一起，我们太清楚将会发生怎样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