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有时候事情看上去并不会变得很糟，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即就是欧元区一些看似“负责”的成员国也将面临更高的利率。而大西洋两岸的欧美经济学家们现在讨论的已经不是欧元能否生存下来的问题，而是如何确保欧元体系的崩溃只带来最小的动荡。

尽管欧洲各国领导致力于挽救欧元，但在维系欧元运作的必要措施方面，各国领导对此的认识缺陷却逐渐暴露出来。欧元体系建立伊始，主流观点认为维系欧元体系的运作只需在财政方面进行约束，即，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或公共债务应与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相适应。经济危机前，爱尔兰和西班牙仍有预算结余，并保持较低的债务值。然而，很快一切都化为乌有，两国都陷入财政赤字，债台高筑。所以，当今欧洲各国领导都指出控制各成员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才是当务之急。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美国这个常年保持经常项目赤字的国家却成了全球投资者的避风港，就显得不合常理了。而欧盟将如何分辨政府为创造有利投资环境以及增加外国直接投资而造成的“良性”经常性项目赤字和“不良”经常性项目赤字呢？要想避免“不良”经常性项目赤字，那么对于私营部门的干预则应该远远大于欧元区建立时颇受欢迎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单一市场原则所倡导的程度。

以西班牙为例，私营部门的资金主要来自私有银行。而受这种非理性繁荣的影响，政府是否应被迫削减公共投资呢？而这是否又意味着政府必须决定这其中哪一种资金流是不良的（如，投资房产的资金），从而这种投资是否应缴纳税款或者被限制呢？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政策会行之有效。但是对于欧盟自由市场的倡导者而言，这些政策只会招来极大的不满。

为了寻求一个明确简单的答案。人们的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到每次金融危机过后的讨论之上。每一次金融危机结束，总有相应的解释出现。而这些解释总是在下一次金融危机到来时被推翻或者至少证明其不全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经济危机是由于过度贷款造成的。而这个解释却不适用于1994年的墨西哥经济危机，因为这一次危机的原因是由于储蓄不足。

而紧接着到了东亚经济危机。东亚拥很高的储蓄率，但这一次问题出在“管理方式”之上。在享有世界上最透明管理方式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几年前遭受金融危机时，这个解释则又成了无稽之谈。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金融危机，包括2008年的金融危机，都有一个共通的线索，即，金融行业表现欠佳，未能准确评估信用度，在危机出现时，未能及时处理。

无论有没有欧元，这些问题都会出现。但是对于政府来说，欧元的出现使得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而现在的问题不仅只是：欧元的崩溃将使得各国丧失两大调节方式（利率以及汇率），以及欧洲央行的权限主要集中于控制通货膨胀；而且，现在各国政府还面临失业，增长速度慢，以及金融市场不稳定的挑战。失去了共同财政管理体系的统一市场只会为税收竞争敞开大门。各国会通过降低税收的方式来吸引投资并增加可以在欧盟区自由交易产品的产出。

再者，自由劳动流动意味着个人可以选择是否为自己的父母辈还债——爱尔兰的年青人只需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就不用在为政府愚蠢的银行担保买单。当然，移民可以使劳动力按照收益重新分配，本身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方式的移民实际是在削弱生产力。

当然，移民正是美国调节机制的一部分。它使得美国能够以使用单一货币的统一市场的形式来运作。更为重要的是：联邦政府通过分配更多的额外税收来缓解各州面临的问题（如高失业率）时所扮演的角色，即所谓的“转移联盟”，让很多德国人深恶痛绝。

而美国同样也愿意在那些失去竞争力的州采取减少人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一些人指出美国企业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从这些竞争力低的州购买议员的席位）。但是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欧洲愿意通过减少人口来解决问题吗？或者，欧洲愿意忍痛采取“内部”贬值的方式——这种方式在过去在黄金标准体系下曾经惨遭失败，而在如今在欧元体系也下日趋崩溃？

即便一些欧洲北部国家所宣称的通过采取一些有效的管理方法可以使欧元重获生机方法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是错误的）他们也不过是在上演一出自欺欺人的道德剧罢了。当然，采取奢侈财务政策的南部同盟，或者将自由市场等同为没有限制，对于后果毫无顾忌的西班牙和爱尔兰本身责无旁贷。但指责并不能解决今天面临的问题：欧盟的巨额债务，无论是无私有还是公有行业造成的，必须从起自身出发着手解决。

往昔欠下的巨额债务并不能通过减少当下公共部门的预算来减少。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使经济更为衰退。欧洲的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他们知道欧洲需要经济增长。但是与其去解决问题，寻求经济增长的方式，还不如喋喋不休地去指责前几任政府的失职。对于说教者而言这是个让人满意的行为，但是这并不会解决欧洲的问题，当然也拯救不了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