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今天，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亚洲世纪”即将到来，全球政治或经济中心将不可避免地从西方转向东方。中国已赶超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韩国的韩国电力集团公司（Korean Electric）最近也在招标中击败法国电力集团（Electricité de France），承包建造阿布扎比的三座核反应堆。

诚然，中国的贸易统计数据并不能反映其组织出口所需的进口，韩国建造的反应堆使用的也是西屋公司（Westinghouse）的技术。但我们不应忽视亚洲取得的成功，特别是在亚洲各国政府巧妙利用最近的金融危机来加强其自由市场体制的情况下。（此时的韩国大力扶持贫困人群并放宽了劳务市场。）而美国和欧洲却对此无动于衷。

即便如此，宣布“亚洲世纪”到来仍为时尚早。的确，韩国、日本和越南沿海地区以及中国东部海滨都有着共同的文化特性和相似的经济策略。然而，中国中西部地区大多深陷贫困，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和经济迥然不同，印度也与其它亚洲国家大为不同。亚洲在政治上并非协调统一，部分国家采取民主制度，其它国家则是专制统治。

除此之外，并不存在所谓的“亚洲”经济体制：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与日本和韩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差异。印度则大体上依然是个农业国家，小型商业和服务部门拥有一定活力。

与此同时，亚洲缺乏可与北约（NATO）或欧盟（European Union）相提并论的决策中心或协调机构。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正当西方处于相对和平之时，亚洲国家之间的实际冲突却此起彼伏（巴基斯坦内外），南海地区的矛盾也逐渐升级。

事实上，一旦北约和美国军事力量离开亚洲，该地区的战争威胁将陡然上升，严重影响到贸易并耗尽其经济活力。亚洲安全竟依靠非亚洲安全力量，“亚洲世纪”的提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亚洲的另一项相对弱势在于其历来不善于创新，而后者正是经济活力持久的重要基石。中国的出口（迄今为止）含有极少附加值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生产的智能电话等高精产品也都由西方设计。虽然日本和韩国更具创新性，但他们仍然通常在西方设计的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做出改进。

亚洲之所以缺乏创新，填鸭式的教育或许是其根源：亚洲学生一有机会便会大批涌入北美和欧洲大学，随后便一去不回——在美国，80%的中国留学生都未返回中国。

在许多方面，亚洲取得的不可争辩的进步反映了它正向西方价值观过渡。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个人主义、两性平等和现世主义这些西方观念都已在亚洲生根发芽。

的确，西化进程在亚洲受到了强大阻力，也有人试图提倡“和谐原则”等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然而，这背后的政治意图却使这些努力受到了影响。在佛教和儒教经典学说中，和谐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哲学概念。它不应沦为共产主义者或专制统治者阻碍民主化的工具。同样令人惋惜的是，印度并未对延续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这一21世纪为数不多的亚洲普世思想家的哲学和精神提起重视。

此外，在预言“亚洲世纪”到来的同时，人们却忽略了亚洲所有的时局混乱和江河日下的国家（诸如泰国和日本）。“亚洲世纪”不能仅寄希望于本地经济突破而不以更广泛的文化和策略为基础。

亚洲虽然弱不禁风，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统治稳操胜券。西方虽然凭借其优质大学、文化价值观、娱乐业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持了优势，但这并非一劳永逸。更可能的是，在试图比较东西方相对力量的同时，我们所采用的标准早已过时。

归根结底，眼下并不存在所谓的自治“国民经济”，所有产品和服务几乎都已全球化。产品或服务越是尖端复杂，其国家特性越是模糊。完全西式或东式的移动电话或金融衍生品并不存在。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时，又是谁依靠谁呢？交往产生了互相依赖。亚洲的崛起并不会拖累西方。从现在起，我们或者共同进步，或者原地踏步。

同样，西方与亚洲在恐怖主义或核流氓国家等全球性安全威胁上并不存在矛盾。流行文化或许正是这一普遍性的最好例证。韩国摇滚歌手在中国大为流行，他们是韩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或许是世界人。

由此看来，我们迎来的不是“亚洲世纪”，而是第一个“全球世纪”。面对全球文明这一新现象，我们甚至都未充分理解每个人周遭的一切：我们坚持以陈旧的概念来描绘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世界或许不会变得更美好，但它注定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