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未来二十五至三十年中全球实际利率的走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预测。

认为低实际利率会主导未来二十五到三十年的人，其预测的依据是世界经济的生产率和潜在产能的快速增长。根据这种观点，各国央行将会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在需求超过产能时对其进行抑制，而是在需求滞后于产能时对其进行拉动。他们指出，世界主要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已经筑起了一道反通货膨胀坚固防线，从而将通货膨胀的风险差额从利率中挤出去了。

相信低利率的人们还强调美国的收益分配从劳力向资本的转移。这种转移已经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内部融资的能力，从而减低了它们对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他们还指出急速的技术进步使得新旧资本投资的收益都有所增加。他们表示随着经济领域中竞争的强化，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二十五至三十年中全世界范围内的较高资产价格和较低实际利率。

相形之下，认为高实际利率会主导未来二十五到三十年的人则另有一套依据：美国的低储蓄率，欧洲在人口统计负担驱动下的高消费和政府在应对长期财政赤字和不可持续的财政政策方面的不力。设想一下，要是永远让不负责任的布什政府之流来制定财政政策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他们还援引新兴市场的投资机会作为预测依据，并明确指出如果中国和印度沿着现有轨道发展，其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会在未来十年左右翻一番，因为货币的实际升值总是伴随着经济的实际快速增长。中国和印度的央行压低汇率以促进出口的愿望和其富有的国民将钱存入美洲银行的意愿迟早会被巨大的投资机会所抵消。在这种情况下，后工业化国家的债券价格会严重下跌-正如加州、纽约和伦敦的不动产价格下跌那样。

那么，经济学家们应该如何作为呢？我们可以仿效J. P. 摩根公司的做法，对股价、债券价格和利率方面的问题都只有一句标准的回应："市场会波动。"

另一个选择是回忆已故的Rudi Dornbusch的教诲。他教导我们说任何以基本的经济指标为依据预测利率的经济学家都是愚蠢的，因为基本的经济指标十分复杂并且变化无常。他警告说，即便经济学家对基本经济指标的理解正确也并不意味着市场对这些指标有同样的理解 。在预测利率时，我们并不是要对基本的经济指标进行分析，而是预测市场对基本经济指标的变化会有怎样的判断。

但Rudi 从来也没有遵循自己的建议。那么就让我来预测一下-我认为这一预测结果成为现实的可能性只有60%--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全世界的利率在未来二十五到三十年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且现有的债券价格（和不动产价格）是不可持续的。世界后工业核心国家的现代政治的四大特点让我得出了这一结论：

n 在美国，"成熟的"共和党在国会倒台-财政保守派们面对布什政府重新扰乱美国财政居然束手无策。里根时代对财政赤字的放纵现在看起来越来越不像是一种古怪的政治事故而更像是共和党治理的结构性特点-现代共和党执政联盟只要大权在握就会这样做；

n 与前者并行的是成熟的共和党人在行政领域的失势。正如罗恩·萨斯凯德在最近为布什的第一任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所著的传记中描述的那样，布什的前预算委员会主任米奇·丹尼尔斯在一次灾难性的会议结束后自言自语道："这不是典型的共和党的一揽子方案。绝对不是。"可丹尼尔斯宁可去竞选印第安那州州长也不愿出面支持一个合理的财政方案；

n 西欧各国的政府甚至未能开始考虑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即将给它们的社会保障国家带来的财政危机；

n 西欧各国的政府在制定足够大胆的自由化改革方案以创造充分就业的可能性方面的不力，再加上西欧温吞的货币政策在创造充分就业的现实方面的失败。

在我看来，低利率的论点需要一定的政府执政能力来支持。而就各政党目前的立场和财政政策的决策机构的现行结构来看，这种能力要求是不现实的。我希望会有意外。我希望看到西欧和美国的政府勇敢面对它们的责任并贯彻明智、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但这只是我的希望而不是我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