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的所有权与日常管理的分离程度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什么让公司的所有者自愿将权力移交给职业经理人？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转型经济繁荣证券市场，促进投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努力，这个问题变得愈加紧迫。

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与有效的证券市场相辅相成。潜在理论非常明显：如果老板可以窃取公司资产，外界股东就不会购买股票。人们认为欧洲大陆现行的形式主义民法体系提供不了足够的保护，因此所有权仍旧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与此相反，安格鲁萨克逊的普通法体系赋予法官按不同情况解释开放性信用规则的权力，并由此建立了约束公司经理的司法先例。

但这种解释不够强大。一次大战前，欧洲民法国家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与美英两国相当。的确，由于普通法的信用义务不能保护外界所有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这样的监管机构才应运而生。

比如内部交易在美国各州管理信用义务的法律中大多为合法，这在彼时彼刻占据了统治地位。与此相反，如果法德这样的民法国家真想建立美国证交会这样的立法机构，也应该没有什么困难。

不仅如此，信用义务仅限于防止内部盗窃，而不能控制股东不亲自管理公司时面临的主要支出，包括非赢利性扩张、收缩、阻碍现金自由流动和创建独裁帝国。除非公司管理层与董事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否则如果经理做出错误、愚蠢的经营或战略决策，或者伤害到股东利益的时候，普通法国家的所有者可谓求诉无门。

在整个财富世界，确定股东对职业经理权力移交成本的管理机构对最终结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机构是社会力量政治权力的反映，而不能代表民法和普通法两种体系的分歧。

具体地讲，富有的欧洲大陆国家和美国的所有权分离与公司和社会内部的劳工作用有密切的联系。在有些国家，劳工通过政治对公司产生很大影响¾即反对大规模裁员，抵制改变工作特性的重组方案。

想像一副简单的情景：国家禁止公司和所有者出于经济原因进行裁员，那么面对禁止解雇的规定，股东们有理由更小心谨慎：如果扩张不能盈利，他们就不能削减劳动力成本。比如法国就因为强迫英国Marks and Spencer这样的外国企业保留富余劳力而臭名昭著。当然，没有国家完全禁止裁员，但灵活度却大相径庭，对盈利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在美国这样解雇劳工相对容易的国家，股东们就不太会害怕。但在劳动力相对强势的社会，那些如果扩张失误面临最惨重损失的主要股东，当然有理由捆住职业经理的手脚。意大利的菲亚特对这个问题说明如下：即便是保守的政府也希望阻止裁员。

劳工取得政治强势的情况下，所有者希望保守经营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对经济盈利的讨价还价不受限制，在竞争较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哪里的员工讨价权利更大，那里的利润蛋糕就经常要重新分配，在公司和国家内部都是如此。

如果管理者与股东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他们就可能乐意将更大的蛋糕分给劳动力。与之相似，如果在组织体系中不优先考虑股东的利益，主要所有者就更有理由对财务信息严格保密，唯恐被劳动者利用，成为增加报酬的筹码。这两种考虑都会导致所有权更加集中，对证券市场颇为不利。

因此，如果政治和社会价值观明显倾向于劳动力，经理对股东利益的忠诚度就会受到影响。如此"左倾"社会中的经理不仅在技术上能力受限，其组织约束、动机和目标也更少为股东考虑。被迫裁减员工时，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是在摧残生命，而不是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加财富。这样的社会中上市公司的数量减少，很少或几乎不存在所有权的分离。

情况的确如此。经合组织统计了各成员国裁员的难易程度。美国对劳动力的保护最少，意大利、法国、德国保护程度较高。统计结果与所有权分离的关系令人吃惊：对各国名列前20位大公司的抽样调查显示，90%的美国公司股东持股不超过20%，而意、法、德三国都不具备这样高度分散的所有权体系。

当然，由于仅有16个发达国家达到了调查标准，使得找到的联系并不精确。在劳工市场灵活度方面英国排名第七位，但却比排名第六的瑞士有更多的国内大型公司分散所有权¾甚至达到了第五名丹麦和第四名澳大利亚的两倍。

但无论采用何种"政治"性质和所有权分离手段，雇用保护指数似乎是富有西方国家所有权分离的最佳晴雨表。更为重要的是，除非社会对劳资双方的政治倾向更偏于资方，否则不可能建立起有利于所有权分离的管理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