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

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勃自上任以来首次在本国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在国家选举中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他的支持者是那些要求暂缓福利国家增长或者实现福利国家负增长的选民。

此外，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取得了巨大胜利，令人振奋不已，而哈勃的胜利恰随其后。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后公共投资出现大幅度增长，因而美国中期选举这项竞选运动主要集中在政府的规模以及职责方面。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同样也在一项抑制福利国家过度膨胀的政纲中取得胜利。

接下来就是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连任竞选了。尽管萨科齐曾采取举动抑制法国人的某些社会权利，但是法国的税务和社会福利仍高于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因而萨科齐的改革远不如卡梅隆和哈勃，更不用说上世界80年代的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改革了。

有些人可能会说，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非常严重，撇开意识形态不管，政府官员若置若茫闻，其结果必然是下台。但是哈勃的连任却反斥了这一点。哈勃降低了公司税务并减少了贸易额度，和卡梅隆一样，他也希望能够使金融得到快速巩固。

要了解这些选举的潜在意义，我们不仅要将它们放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考虑，还要将其放在这些福利国家正以史无前例的发展速度席卷全球的背景下考虑。

以下趋势非常明显：

·        以上四个国家在过去几年间政府开支在GDP中的比重均呈现大幅度增长。

·        在公共支出方面，每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在过去几年间都实现快速增长。

·        欧洲中央银行认为，法国政府开支所占GDP比重最高，超过50%，这是过去年复一年积累的结果。

·        自2000年以来由于布什总统军费开支及奥巴马总统社会福利开支巨大，美国曾出现过政府开支爆炸似增长的状况，但是其所占GDP比重仍是最小的。

·        自2000年以来，加拿大公共开支所占GDP比重在四国中增长速度最慢。

·        加拿大和英国都曾大幅削减政府开支。英国在1980-1990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改革期间）政府开支削减了近40%，此后削减比例越来越大，这一状况直到2000年结束。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到金融危机爆发前几年，加拿大政府开支比重降至40%。

·        同样，美国的里根总统改革也抑制了非军费开支增长的趋势。

那么，按照GDP标准衡量，四国的经济表现如何呢？四国经济发展状况排序与政府开支比重的排序正好相反：美国最好，其次分别是加拿大、英国和法国。经济发展状况与政府开支比重之间的相关性仅为-0.9%！

选民们现在也似乎面临着很重要的问题。当然，相互关联性并不能说明两者必然存在因果关系，因为除了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和福利开支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左右经济运行状况，而且政府提供的包括国家防卫以及加强行政执法力度以确保社会保障体系人性化在内的一系列服务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至关重要。但福利国家规模以及由于高税率和日渐膨胀的工资转移而导致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奖励刺激减弱，这些都阻碍着工资进一步快速增长。

这一简单的分析应该为我们思考如何实现保持经济发展活力和维持经济稳定或者实现经济增长和再分配之间的平衡敲响警钟。毕竟，美国实际人均收入比法国高出40%，比加拿大高出31%，比英国高出31%。

类似的趋势也曾在历史上上演过。比如，自1980年以来，美国对法国的优势从25%增加到40%，这段时期恰逢美国政府开支稳定，法国政府开支大幅增长。同样，在1980年法国人均GDP高于英国，但在2000年被英国赶超，截止到2007年已落后英国近10%。这些差异都是一个时代进步的结果。

那些想减少政府开支，对政府开支进行控制和改革的人似乎把握住了发展的大局，因为这是实现经济大幅增长的必要前提。这也是历史带给我们的深刻教训—从里根总统改革和撒切尔夫人改革到斯蒂芬·哈勃最近的做法到大卫·卡梅隆和美国议会中民主党派人士如今多次采取的政策举动。

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最近的选举是否是表明政府将从福利国家的经济增长或暂时的经济停滞中退出，这一问题也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了。但是通过对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法国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赌注可是下了血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