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后冷战时代最令人失望的事情就是西方、特别是欧洲没有建立一个成功的对俄关系。大多数决策者和专家都期望，在经过一段不可避免的艰苦转型期后，俄国将会在共同利益和价值的基础上与美国和欧洲一道构成战略和经济夥伴关系。尽管改变的步伐可能值得怀疑，但是方向是确定无疑的。普京在本周的杜马选举中大获全胜打破了这一观点。

如今，共同利益消退，价值观分道扬镳。复兴的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修正主义大国，它拒绝接受根据西方获得冷战胜利这一观点而制定的现状。俄国的两大超级大国资产，也就是核武器和能源，使得其成为所有不满于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较为弱小的国家的潜在的领头国家。建立在共同的抵制美国霸权基础上的潜在的中俄轴心有可能成为新的双极世界的开端。

西方对后共产时代俄国的走向的预期建立在三个假设基础之上，它们都被证明是错误的。首先，俄国精英大多数都拒绝接受这一观点，即帝国的丧失是不可逆转的。第二，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打破了美国将会继续以“多边主义”领导世界的信念；的确，美国的单边主义引发俄国实行其自身的单边主义政策。第三，俄国并未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在经济上与西方、特别是欧洲融合。

当国家的帝国历史牵引受到其当前的国际地位局限时会发生什么呢？它是否会削弱其局限还是适应局限？第一个选择可能会产生国际冲突，而第二个则会产生国内冲突。

我相信，普京总统把“自由化帝国”或者“主权民主”强加给后苏联国家的企图将会失败。当然，俄国肯定会在前苏联领地上实行强大的影响力，但是它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分享这一影响力。俄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排他独自控制。

欧盟、美国以及中国给前苏联共和国机会来“平衡”俄国的影响力。当然，人们并不难以设想在白俄罗斯、东乌克兰以及北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裔人口自愿重新返回俄罗斯联邦，但是这只会在俄国崛起成为与欧盟并驾齐驱的真正的地区领导国家的情况下才可以。或者(或者意外地)，俄国或许会在中亚和东亚发现一个新的商业重心，尽管这难以成为丘拜斯曾经设想的那种“自由化帝国”，因为是建立在独裁者之间的互相吸引之上。

俄国也不会根据盎格鲁美国模式转变其经济制度。俄国人除了无力这样做，也十分清楚这一模式的缺陷。人们可能会见到萨尔科奇式的欧洲资本主义与具有大量产业政策的独裁和保护主义模式的某些妥协。这是主权国家有权为自己做出的文明化的选择。

帝国的领土和经济需要将会继续让俄国难以建立符合西方标准的政治制度。中产阶级将会扩大，但是没人保证它会变成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化”。所以，俄国的政治制度将可能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民主的外表下保持专制独裁。尽管这令人失望，但是除了俄国曾经短期经历过的外，还是有进步。

人们很难看到俄国提供给世人一种新型的普世主义，正如它曾经以共产主义所提供的那样。俄国的政治救世主主义已经大体耗尽。但是，俄国或许会用自身的精神和文化资源发展吸引人的替代美国和欧洲的模式，前提是它取得长久的经济成功。

如果俄国不能成为与美国(以及最终中国)分庭抗礼的独立的权力中心，那么它将会发挥什么作用呢？可以用在长久的英美霸权时期的法国做比方。大体上而言，法国是英美俱乐部中一个“尴尬的夥伴”，直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法国一直统领反对派。

二十世纪中有两次，也就是1931年和1969至1970年期间，法国在破坏世界货币体系上发挥了作用。戴高乐在1966年将法国退出了北约军事联盟。法国在欧洲独一无二地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核子威摄力量，并且一直倡导在北约之外建立欧洲军事能力。在不明确挑战美国领导权的情况下，法国试图与俄国建立自己的“友好关系”，并且利用与德国的轴心来构建欧洲外交政策的立场。

法国一直坚持欧洲具有与美国不同的利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法国在中东一直倾向于阿拉伯人。而且，像戴高乐一样，普京通过确立符合国家使命和尊严的大众感觉，以及被解释为“主权”的国家利益的作用寻求把他的国家从屈辱和失败中解救出来。

戴高乐建立独立的权力中心的梦想从来没有实现，但是“尴尬的夥伴”的作用给了法国外交以独特的味道，而且，这对于受到挫败、趾高气扬但是不再霸权的俄国可能同样适用。作为一个“尴尬的夥伴”给予俄国在渴望独立与现代世界现实之间调和的最佳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