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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自身的目标

发自基辅——政治和体育经常会成为某种煽动性的混合物,正如当前围绕着2012年欧洲国家杯——该项赛事由乌克兰和波兰合办——的论战所体现的那样。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还有另外一些欧盟领袖都声称会抵制在乌克兰境内举办的部分赛事,因为该国囚禁了其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以及其他一些反对派。

从乌克兰终结共产主义并赢得独立迄今已有20多年了,为何这个国家依然深陷经济泥潭,并依然运行着一套在欧洲激起众怒的专制政治?当一个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发展缓慢且贫穷不堪的时候,我们无法将其归结为天灾或者资源限制,而是要把矛头指向一个坏政府所执行的坏政策上。

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想法相反的是,最恶劣的经济崩溃并非源自于自由市场的紊乱,而是来自于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为确保那些最险恶的人道和经济灾难免于发生,就必须对政治权力加以限制并维持权力之间的互相制衡。

对此我们可以用2012年欧洲国家杯两个主办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上的差异作为见证。波兰的GDP在过去20年间几乎翻了一倍,而乌克兰的产出却依然维持在社会主义制度倒台那一年的水平。总体来说,中东欧国家在经济上的表现都比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要好(波罗的海各国除外)。

经济增长并不仅仅关系到生活的品质,也与生命的数量有关。所有中欧国家的儿童死亡率在过去20年都有所下降,尤其是波兰——从万分之17降到了万份7。在捷克和斯洛文尼亚,人们的期望寿命从71岁增加到了77岁,其他中欧国家也实现了类似的成就。

相比之下在乌克兰,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仅有轻微下降,从万分之25变成了24,而预期寿命则从70岁下降到了68岁。俄罗斯的状况也与此类似。

共产主义倒台后的纪录显示那些改革最成功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民主的国家——事实上跟任何西方国家同样民主。而最糟糕的经济数据则来自于那些与民主分道扬镳的国家。

民主并不是什么万灵丹,但不民主的政权通常会采取一些比民主政府更糟糕的经济政策。前者一味巧取豪夺,规则反复无常,最终造成了一个恶劣的营商环境。

另一大危险则是重税。政府大量支出时通常伴随着高昂的官方税率。而在这些支出中用于社会方面的支出往往不得要领,只能让少部分的穷人受益。此外,与贪污腐败有关的款项也应当被计入税收之中。而大多数企业都会受到这两类重税的冲击——这些税项是如此沉重以致连经济都无法增长,一如眼下的乌克兰。

此外,在财产所有权保护上的不平等——比如说权贵资本主义——意味着有一小部分的企业会得到特殊照顾。他们能享受低税率,或者他们的竞争对手会遭到当局的突击搜查。由于国家利用其下属机构来遏制竞争——无论是非正式地利用针对财产所有权的执法,或是正式利用种种贸易管制政策——权贵资本主义不仅不公平,而且也缺乏效率。某些生意人或许能获得成功,但整体经济却乏善可陈。没有了竞争,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没什么大区别。

波兰在过去20年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在后共产主义转型初始就在政治和商业间实现了明确的区分。规则一视同仁,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保护。通过废除垄断和向全世界开放市场,波兰引入了大量的竞争。

此外,波兰避免了经济的过度膨胀以及随后产生的大幅衰退。大多数这类膨胀都来自于错误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西班牙、爱尔兰、美国、英国,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各国最近出现的泡沫膨胀-爆发连锁反应都说明了这一点。乌克兰也一样,2004~2007年间的大泡沫之后就是2009年相当于GDP总额15%的收缩——也是其国内政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乌克兰在过去20年间的纪录说明仅仅抛弃社会主义是不够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建立自由市场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为了实现这一点,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必须迫使权贵资本主义走向终结。而乌克兰的公民们要么进一步他们的中欧邻居看齐,要么就容忍过往错误政策所带来的经济紊乱持续下去——这也将令他们更加被人远远抛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