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高等上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不久前向该国宪法法院提出建议，要求永久性地取缔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而就在去年的7月，正义与发展党还以绝对的优势在一次自由而公正的选举中再次当选为政府的领袖。首席检察官还正式提出在5年的时间里取缔总理埃尔多安（Recip Erdogan）、总统阿卜杜拉·居尔（Abdullah Gul）和其他69名政界人物的从政权利。

取缔正义与发展党毫无疑问将引发一场政治危机，断送土耳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加入欧盟的努力，并对这个国家强劲的经济发展构成威胁。因此我们绝不应该轻视首席检察官所发出的警告——特别是考虑到现行宪法从1982年正式实施后，宪法法院已经取缔了18个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前身也包括在内），这位首席检察官的警告就更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事实上，取缔正义与发展党的最新呼吁与修改土耳其宪法的努力息息相关。

首席检察官控诉的潜台词是正义与发展党一直在破坏世俗主义。但目前宪法的起源，以及它对世俗主义的定义，都非常值得怀疑。

作为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的直接产物，土耳其现行宪法于1982年起正式实施。当时领导政变的5位高级将领直接或间接地指定了协商会议的全部160名成员，而当时正是协商会议负责新宪法的起草工作。这5位政变高层还保留对最终文件的否决权。在接下来进行的全国制宪公投中，普通公民可以反对这部由军界起草的宪法，但却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发表诋毁言论。

这样做造成的结果是，1982年宪法的民主根基比其他任何欧盟国家都要脆弱。这部宪法的民主内涵也更加匮乏，比如把大权（以及大部分军队）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控制。尽管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缓和了这种独裁特色，但完全实现这样一部宪法的民主化也绝非易事，而欧盟关于土耳其入盟前景的官方报告则一再呼吁制定新的宪法，而不只是在原有宪法的基础上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虽然民意调查显示由理论委员会起草的正义与发展党宪法草案可以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为公众所接受，但首席检察官则采取行动，积极维护1982年宪法中庄严宣告的世俗主义，这种世俗主义经常被许多评论人士拿来与法国的世俗主义相比。但与法语中“政教分离”（ laicité）一 词的比对却经常会产生误导作用。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法国的政教分离和土耳其的世俗主义（由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阿塔图尔克•凯末尔首先提出）同样都起源于对宗教的类似敌意。但现在这两者之间却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土耳其，唯一被许可的宗教教育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而法国则允许多种多样由私人出资的宗教教育，而且从1959年以后国家就一直在支付天主教小学的全部教育开支。而在土耳其，星期五祷文都必须由拥有70，000名成员的国家宗教事务局负责撰写，而且所有土耳其的伊玛姆都必须由公务员来担任。而法国根本不存在类似的限制制度。

与此相似，在正义与发展党开始执政并放松宗教管制之前，在土耳其建设新教堂或犹太会堂，或者创立犹太或基督教基金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亚美尼亚大主教敦促在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在去年7月举行的选举中为正义与发展党投票的原因。在这个方面，法国也不存在类似的限制。

我们可以将法国和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区别进行更鲜明的对比。在被广泛应用的衡量国家对多数及少数族裔宗教控制程度的“福克斯”指数中，零意味着最低程度的国家控制，而三十多则意味着控制程度达到最大。除两个国家以外，目前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得分都处于零到六之间。法国代表欧盟标准的高端数据，得分是六。而土耳其24的得分甚至还比不上突尼斯的独裁世俗政权。

首席检察官并不那么柔和的宪法政变是否就是要把这样的世俗主义变成永恒？

真正让土耳其和其他地方的某些民主世俗主义者感到担忧的是：正义与发展党在宪法改革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也许是刚刚迈出了推行伊斯兰教法的最初步骤。如果宪法法院阻止不了正义与发展党可能强制推行的伊斯兰教法，那么还有谁能够具备这样的能力？

对这个问题也有两种不同的答案。首先，正义与发展党一直声明它反对制定伊斯兰教法，专家也表示首席检察官的起诉中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正义与发展党妄图实现这样的目标。其次，对伊斯兰教法的支持在土耳其从未得到过多数人的认可，而且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实际呈现下降的趋势，即从1996年的19%下降到了2007年的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