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夫——

前往加沙的土耳其“和平小船队”的致命惨败凸显了日益紧张的以色列-土耳其联盟关系。但是这起事故主要帮助暴露了土耳其由倾向西方转变为中东大国的更深层原因——它与该地区的流氓政权和极端组织结成了联盟。

外交政策与国内基础是分不开的。各国的身份以及民族精神总是决定他们战略优先事项的决定性动机。当然，以色列犯的大错确实破坏了与土耳其的联盟关系。但是以色列的“外围联盟”的分崩离析——包括与土耳其、伊朗王执政时的伊朗以及埃塞俄比亚的联盟——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变革，如大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当权、海尔·塞拉西国王政权的终结，以及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带领土耳其向伊斯兰转变，而不是由于以色列的政策所致。

当前的危机显示了土耳其身份情结的深度以及它在亲西方的基马尔主义和东方奥斯曼帝国传统间摇摆。被欧盟冷落后，埃尔多安在正把平衡倾向后者。

基马尔主义一直把奥斯曼传统视为负担和现代化的障碍。在埃尔多安看来，现代化并不妨碍土耳其重拾伊斯兰旧根，也不必因此放弃土耳其中东大国的宿命，即使这意味着它要藐视美国在这一地区主导的政策。

事实上，埃尔多安对欧盟提出的土耳其成员国条件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他的改革，包括经济上的自由化，与欧洲人权法院的合作，对库尔德少数民族的权利的改善，对军队执政野心削减，这些都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的巨大进步。

然而埃尔多安同样渴望利用欧洲的要求做借口，抑制军队制约他进行伊斯兰革命的能力。他的政治盟友阿卜杜拉·居尔当选总统说明了这一边。居尔的当选违背了军队的意志——事实上，也违背了整个基马尔主义传统。

为了阻止对他的正义与发展党的取缔，通过改变土耳其宪法法院和作为基马尔主义监督者的军队的人事安排，埃尔多安驯化了它们。如今，一个旨在“推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宪法改革将进一步抑制军队作为世俗国家保卫者的角色，加强政府对司法的控制。

通过制定明显的宗教课程，埃尔多安的伊斯兰革命还延伸到了教育系统。为了支持土耳其的战略转型，一部新法律在最近出台，规定阿拉伯语是学校的必修课程。这是对凯末尔构想最有象征意义的冲击。

埃尔多安相信，通过运用土耳其调节斡旋的能力，他将重新挑起奥斯曼祖先的负担，成为阿拉伯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保障者。土耳其期望成为以色列及其阿拉伯敌人间的和平调节者，埃尔多安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公开支持，以及他声称是伊朗和西方核争议的调停者，这一切都反映了土耳其如今把自己看做是地区性的领导者。

对以色列和西方来说，土耳其崛起的地区性背景尤为令人忧心。埃尔多安的新奥斯曼主义并不是重返田园般的奥斯曼联邦，而是由两个主要非阿拉伯大国（土耳其和伊朗）领导的崛起的极端轴心与没落的阿拉伯保守政权间的冲突。

通过“和平小船队”事件，土耳其把以色列置于世界观点的审判席上。这可能会迫使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在选择更可信的和平谈判的同时，立刻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从而壮大哈马斯。土耳其如此巨大的胜利凸显了西方的阿拉伯盟友的无能。

事实上，土耳其日益上升的地区重要性是对阿拉伯国家失败的衡量指标。它们没能推进与以色列的和平倡议，而且与以色列一起封锁加沙，盼着哈马斯能垮台，以此来削弱各自国内的伊斯兰反对派。

作为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伊斯兰民主国家，伊朗和土耳其，以及它们的哈马斯和真主党盟友，能宣称比现在的阿拉伯政权更有优势。这些阿拉伯政权都因幅缺失合法性而受害。它们实行俗世的独裁统治，通过强大的情报机构得以维系权力。

埃尔多安的战略使他与西方最邪恶的敌人不谋而合。他甚至还涉足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那曲解的伊斯兰法规，并在巴希尔因达尔富尔的大屠杀被国家刑事法庭起诉后欢迎他来土耳其，理由是“穆斯林不会犯下大屠杀的罪行。”

在接触阿拉伯人民时，伊朗和土耳其肯定会加大宣称它们的伊斯兰资历。如今泛伊斯兰的说辞业已取代泛阿拉伯的事业，这对温和的阿拉伯政权来说是个巨大的挫折。

然而，尽管埃尔多安的伊斯兰革命逐步推进，但土耳其不是第二个伊朗。正义与发展党仍是一个成分多样的进步党派，它不认为伊斯兰和民主间存在矛盾。同样，它也没完全放弃土耳其的欧盟梦。

此外，逐渐强大的世俗反对党人民共和党在科莫尔·克里克达尔格鲁的强劲领导下，肯定会帮助抑制伊斯兰潮流。如今以色列重新启用清醒的和平战略，而土耳其与其北约盟友间也进行了真诚的对话，土耳其作为东西方桥梁的地位将得以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