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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新方针

芝加哥——近来,土耳其一直是国际经济和政治辩论的焦点。一方面,尽管经济危机席卷欧洲,与之为邻的土耳其仍保持世界第二的经济增速,仅次于中国。另一方面,土耳其的重要性几乎在所有全球性议题中得到体现——从伊拉克、阿富汗到索马里,从伊朗到阿拉伯春天,再从可持续发展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这种局面并非由来已久。不过十年前,人们还认为土耳其只不过是北约的坚定盟友。然而转变始于2002年,自那时起土耳其政治逐渐稳定,从而产生了更强土耳其的意愿以及实现这一愿景的坚定承诺。

为此,土耳其政府自2002年起实施大胆的经济改革。此举铺平了可持续增长的道路,并设下防火墙预防了2008年金融危机向国内扩散。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翻了两番,使土耳其成为世界第16大经济体。此外,强大的公共财政,稳健的货币政策,可持续的债务状态,健全的银行体系,运作良好的信贷市场都为经济建设助力。

同时,我们扩大了个人权利,不再视之为安全威胁。我们减少军队对公民的干预,保证社会和文化权利,并正视少数族裔和宗教的问题。这些改革使土耳其成为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国内稳定和谐,同时能够以新的眼光观察其外部环境。

简而言之,我们不再将本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进程看作是诅咒或劣势。相反,我们开始把位于欧亚与中东十字路口的独特区位,视作与多方同时互动的机会。

因此,我们开始接触邻国和更远各国,试图与之扩大政治对话,加强经济互利,并加强文化和社会理解。尽管10年时间里还不能明确评估这样雄心勃勃的政策产生的效果,但无疑我们已取得很大进展。比如,目前我国仅同邻国的贸易额就已经翻了两番。

此外,我们还一直在多种场合促进和平与和解。而更为重要的是,土耳其已作为成功的典范,为周围的许多国家争相仿效。

可是,直到一两年前,一些政治评论家总在问,“谁丢失了土耳其?”或“土耳其向何处去?” 。他们假设,土耳其倾向西方的外交政策轴心已经转移。事实上,土耳其的外交方针没有改变,因为我们同自由世界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变化的只是我们更为确信,土耳其应为确保本地区更大的稳定和人类的福祉而做出努力。这在我们对自由、民主和问责的倡导中明显可以看到。

在阿拉伯春天中,我们一开始毫不迟疑地站在与那些为权利和尊严而战的革命力量一边,并给予支持。事实上,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土耳其是助其将变革制度化的最活跃伙伴。我们与之共享自己的经验,并以经济合作和政治能力建设的形式提供有形援助。

另一方面,在叙利亚,由于政权的残酷镇压,革命尚未成功。每天都有数十人因追求尊严而死。土耳其将尽一切可能缓解叙利亚人民的苦难。但可惜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还没有作为一个整体给出应对危机的有效方案。

对伊朗的核计划,土耳其的立场一贯明确:我们坚决反对本地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发展或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企图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导致进一步的不稳定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呼吁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该区应包括伊朗和以色列。

我们支持伊朗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的权利。但伊朗的计划必须是透明的,其领导者必须向国际社会保证其非军事性质。关键在于克服戒备心理,为有意义的对话铺平道路。今年4月,我们举办了首轮国际社会和伊朗之间的新会谈。

我们必须清楚:没有军事手段能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干预只会进一步使问题复杂化,并在本地区和其他地区制造新型冲突。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事项上,土耳其努力充当一个“良性的权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国家利益须同价值观(包括正义、民主和人类尊严)相合,并通过合作而非胁迫,实现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

有效的多边主义是这一构想的关键之一。土耳其曾在2009-2010年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现正寻求2015-2016的另一任期。鉴于我们对本地区,即世界一部分的发展至关重要,土耳其的贡献对安理会职责的实现,是非常宝贵的。

此外,土耳其将在2015年承担G-20主席。我们承诺运用手段和能力,使其成为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机构。

经过十年的内部改造,土耳其已准备好为本地区,进而为全球社会做出贡献。虽然我们已经完成了许多,但更多的成就需要我们去实现。考虑到我们邻国面临的挑战以及本地区在全球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土耳其不会在新的责任面前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