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密歇根州东兰辛市——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土耳其俨然成为了西方-阿拉伯-土耳其三方联合逼迫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放弃权力的急先锋。而此举堪称土耳其在外交政策上的一大转向，因为过去两年里厄尔多安总理领导下的土耳其政府一直都在想尽办法与叙利亚这个共享漫长边境的邻国发展友好关系。

而这种对叙利亚政策的转变同时也令土耳其在对伊朗关系上遭到了相当大的损失，因为后者正是阿萨德政权背后的最重要势力。在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一直推行的“邻国无冲突”政策中，对伊关系也是培养对象之一。

在这些新变调之下，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几个月前许多美国领导人还在对土耳其的“背叛”耿耿于怀。在他们看来，土耳其重新将外交政策的重点定位在中东穆斯林地区并逐渐远离西方——据信该国对以色列关系恶化以及对伊朗，叙利亚关系的改善正好反映了这一转变。

但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和时事评论家都不能（或者不愿）把土耳其-以色列两国关系和土美关系区分开来，于是就把总理厄尔多安谴责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区的言论解读为土耳其为讨好阿拉伯邻国而不惜牺牲对以甚至对整个西方关系的例证。土耳其在伊朗铀囤积问题上尝试调解西方大国与伊朗的举动并未受到西方的欢迎；美国甚至在调解有望时出手搅局。而土耳其随后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反对对伊施加进一步制裁的行为似乎也证明该国正在推行一个“伊斯兰”外交政策。

忧心忡忡的美国人假设土耳其不可能同时与西方和中东穆斯林地区发展友好关系，还认为安卡拉当局改善穆斯林邻国关系的决定主要基于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所看重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理念。而土耳其最近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则证明这一推论完全错误，并指明了一个由该国政治精英（包括当前执政的后伊斯兰主义者）所定义的服务于土耳其国家利益的非意识形态外交政策。

土耳其与伊朗之间的争执起初集中在双方对阿萨德政权国内反对派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上。伊朗对阿萨德政权投资甚巨，因为后者是该国唯一的阿拉伯盟友，也是向黎巴嫩真主党输送物资的主要通道。而另一方面土耳其起初有点迟疑，但随后开始大力支持反对派一方，包括为这些人以及叙利亚军叛逃者提供庇护。事实上，土耳其还更进一步，让原本松散的叙利亚反对派在土国境内成立了一个联合阵线来反抗阿萨德政权并谋求取而代之。

而土耳其之所以突然转变对叙利亚立场并和西方大国站在一起，原因有二：首先执政的正义和发展党不能让外界觉得自己反对叙利亚民主，因为该党的合法性在极大程度上都源自于其民主声誉。其次，一旦土耳其政府判定阿萨德政权必将倒台，那么就必须想办法维护自身在叙利亚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极具战略重要性——即便危及对伊朗关系也在所不惜。

此外伊朗对土耳其“背叛”阿萨德的愤恨还跟厄尔多安政府最近决定安装北约反导弹早期预警系统的决定夹杂在了一起。这套系统将放置在土耳其东部的马拉蒂亚地区，目的是监控伊朗导弹活动。伊朗当局声称，北约安装这套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抵消伊朗对以色列的遏制能力，并因此增加以色列/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的可能性。伊朗官员还进一步警告土耳其，声称一旦遭受西方军事打击，马拉蒂亚设施将是首要报复目标。

事实上以色列可以从马拉蒂亚之外的许多地方追踪伊朗导弹活动。因此伊朗的威胁更多地是为了表达对土耳其的不满，而不是担心马拉蒂亚设施将削弱其遏制能力。

而伊朗与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反映了三个更为宏观的事实：其一，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叙利亚国内的起义体现了双方对中东以及阿拉伯世界影响力的潜在争夺。其次，土耳其转向东部邻国的行为并非来自于意识形态或者宗教原因，而是基于单纯的战略和经济推算。最后，土耳其在北约关系（尤其是美国）上倾注了极大精力，自然也不可能为了伊朗那点不确定的好处而轻易抛弃。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将回到对美国及其盟友的传统依附关系上，虽然这一方针在冷战乃至随后那十年间贯穿了整个土耳其外交政策。正义与发展党政府致力于实现本国的战略独立性并希望在中东地区有更大作为，但它同时也意识到这些政策不应损害本国与北约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土耳其一方面要维护与西方的旧有关系，另一方面又要与穆斯林邻国建立新的纽带，而实现这两点需要错综复杂的手段。土耳其领导人也深知自己的国家能通过与东西双方维持良好关系而将自身对各方的影响力维持在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