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对个人选择的新思考方法已经以风暴之势席卷了政治领域。美国新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英国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隆（仅仅只提这几个名字）已经对此表示出了兴趣。这种新思考方法的学术和理论基础无懈可击。据说，它很有效，有证据作为基础并且实施起来所付出的代价很小。最重要的是，它声称具有过去十年中各种各样的“第三条道路”思潮只能梦想的一定程度上的哲学连贯性。

这个在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和理查德·萨勒（Richard Thaler）的著作《推动》（ Nudge） 中阐明的新颖观点是，巧妙地控制选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可以“推动”我们作出 “更好的自我”会作出的选择。像桑斯坦和萨勒这样的“自由家长主义者”（Libertarian paternalists）声称，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决策方法：一种是“直截了当”（被称为方法I）的方法，另一种是更加慎重并且更加有效的方法（被称为方法II）。

但是，虽然方法II作出的选择比方法I作出的选择更为有效，但是，作出这样的选择更为“昂贵”：人们需要数据、分析以及专注来作出这样的选择。只有当任务的重要性使这样的努力成为必要时，我们才改变方法，部署方法II的重型火炮。这种对方法I和方法II机制之间所作的劳动区分，如果没有我们懒惰并且便宜的决策方式倾向于在要求我们全力关注的情况下——例如，选择一个养老金计划或者卫生保健计划——会占优势这样的事实，会运行良好。像人们可以想象的那样，方法I的这种 政变 的结果并不美妙。

老式的家长主义者对这一点一直都很清楚。在这些情形中，自由家长主义者对控制并向我们强加选择并没有感到不安（“系好安全带参加养老金计划，最终你会感谢我”）。对这种态度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问题：“对我的社会福利，谁有比我更好的条件作出选择呢？”

自由家长主义者与众不同。为了使我们作出对我们有利的选择，他们没有进行罚款，强制以及禁止，而是使用“推动”——原则上我们会轻易忽略，但是考虑到我们依靠方法I的倾向性，我们最终会赞同的制度安排。我们的认知缺陷随着一个灵巧的逻辑扭曲，在他们的脑中显现出来，并被用来努力去获得方法II的选择。事实上，精心选择的推动已经显示出在改变使许多人的生命有重大不同的选择上（例如，加入养老金计划），极其有效。

但是，这里存在困难：如果选择的结构在决定结果上真的是如此重要，是用操纵而不是用强迫来使我们选择其它人已经决定的对我们完全有好处的东西，重要吗？通过使用诡计而不是强迫来使人们作出他们原本不会作出的选择，获得的是什么呢？操纵者的权力不是比警察的权力更阴险，或许比警察的权力更令人害怕吗？简而言之，“推动”中什么是如此自由的呢？

自由家长主义者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回答。他们说，只要选择工程骗我们作出更深思熟虑的自我会作出的选择，操纵就是正当的。如果我们能够坐下来并仔细思考手头的事情的话，我们应该对推动进行仔细选择，以刺激我们作出我们 自我 会作出的选择。

不幸的是，这个表面上高雅的解决方案有一些逻辑问题。倾听方法II的偏向真的总是如此合理并有效吗？根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答案是一个响亮的“是”，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能够指出证实他们观点的重要证据。

然而不幸的是，当考虑社会选择而不是个人选择时，超理性并不总是能产生有吸引力的结果。事实上，它有时会导致低效率或者“糟糕”的结果，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的结果。逃税的好处可能远远超过了被抓住的风险，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同时决定逃税会是什么结果。在这些情况下，为了逃避理性决策的次优性（以及社会后果），方法II的决策者没有可以借助的手段。

想想下面的例子，情形就更糟了。我是一个器官捐献者。萨勒和桑斯坦也认为捐献器官是个好事情。因此，他们推荐的一个“推动”是，在发生致命事故的情况下，将器官捐献作为默认选择。但是，如果强烈支持在一个人死后不将其身体作为备用件使用的观点，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我们不能用方法II来挑这种观点的毛病。如果我们利用方法I中有关改变默认选择的决策懒惰，来“欺骗”一个人采取她原本会强烈反对的行动，而这样的反对有可能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

最后，在自由家长主义者推动我们的方式中，有一个基本而且没有解决的责任欠缺问题。我们的方法II的理性总是能够指向每个理性的个人都会同意的最优选择的启蒙观点，和多数 合理 选择这一广泛接受的现代观点相冲突。

 如果是这种情况，谁来决定在哪个领域个人能够公平地得到社会工程师的推动？推动者应该鼓励谁的哪些选择？谁来推动推动者？

 恐怕这些问题仍然在等待令人信服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