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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考验

华沙 ——

类似当前金融危机这样的插曲,严重扰乱了经济的增长。不过,人们的追问应当关注于此类插曲对于长期发展所造成的冲击;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一问题却未能引起多少兴趣。

传统增长理论聚焦于系统性力量(比如资本积累、就业与技术变革),这类力量显然始终都在发挥着作用, 尽管其作用程度会有所变化。某些理论也考虑到了诸如产权、市场竞争、税收与规制负担以及法治水平等深层制度性因素。

另一流派的研究则致力于危机管理问题,而它对于长期增长所受冲击却未进行考察。在金融危机的案例中,这通常包括了财政与货币的政策放松,以及针对较大金融机构的救助行动。危机管理的主流模式着眼于当前,而且正如它在最近这场危机中所充分展示出的那样,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一种被我称为自我证明的干涉学说的基础上的。

这一学说强调,正如人们永远不应为向火堆上浇了太多的水而感到担心一样,无论我们采取何种危机管理措施,也都是正当的。这是因为其他做法将更加糟糕,且很有可能诱发灾难并(或)使金融市场崩溃。

不过,灭火这一隐喻却排除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如人们应如何保证对抗危机的措施不会削弱市场复苏的力量,或者如何测算此类措施的长期后果。

后一个问题直到近期方才在争论中浮出水面,这场争论事关从激增的公共债务水平及货币供应中“撤出”的战略。

对于决策者和学者来说,将这些不同的分析脉络整合进一种指向经济增长的一致模式中去的任务,将是一大挑战。不过在我看来,有一系列问题与当前的局势相关。

首先,由于像新近这次危机一般深重的金融危机,将带来社会层面的重大损失,因此人们自然会试图阻止它们重演。不过,正如下药需对症一样,这也要求人们对问题的原因做出精确的诊断。

一切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都是信贷的过度增长(一种将会破灭的信贷繁荣)。不过,对于不同的危机而言,这种繁荣的深层原因也各有不同。在当前的案例中,正如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任总裁雅克·德拉罗西埃所率小组在去年完成的一份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危机的一大重要促成因素,正是公共政策的严重失误。

例如,许多央行追随了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他因素则包括:有缺陷的金融规制措施,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等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适当宏观审慎规制的缺乏,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有鉴于此,预防性措施应当聚焦于上述这些政策失误,而非退变为针对对冲基金和其他私募股权工具的敌意。

我的第二个观点则是:存在着多种明显的经济渠道,经由这些渠道,那些转变为泡沫破灭的繁荣,可对增长产生影响。这其中包括加重的失业状况、对过度债务负担以及由此带来的信贷驱动型开支的削减,对那些因过度开支而出现扩张的领域的结构调整,以及对过度扩张的金融机构之借贷的缩减。

没有任何一种政策,可以在不伤害长期增长的情况下,使上述相关行为的运作得以暂停。持续的财政扩张,肯定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答案,因为它最终将会伤及私人开支以及商业投资。不过却存在着一些可以加速经济调整、并因此通过压低长期失业率增幅而使社会痛苦得到缓解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方案包括:既能消除劳动力市场僵硬性、又能加快银行资产负债表修复速度的措施。经济复苏的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些步骤被运用到了何种程度。

我的第三个观点,旨在提供给那些不再相信有免费午餐一说的人士们,这一观点认为:对于一国在气候变化政策领域中所做出的承诺,人们需要对其在就业及增长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加以仔细的分析。在一场重大危机之后,大幅增加某一经济体所背负重担的数量,实非一种可供实施的最佳政策。

第四点则是,财政纪律对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很难被人高估。我们可以非常轻松地找到一些由于持续财政扩张、而在随后吞下苦果的国家之案例。同样,在我的脑海中,却没有哪个经济体由于过度财政紧缩、而使其长期增长前景受到伤害的记忆。

鉴于当前危机所留下的财政遗产,人们应当不遗余力地在欧盟国家中牢固确立财政方面的纪律。诸如财政框架结构以及公共债务限额等制度化措施,将会为我们带来很多的帮助。不过,最终对政府的财政立场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民意。因此,奉行财政保守观念的民意,将会是一种巨大的经济资产,因为这种民意可以束缚住决策者的挥霍无度。

我的最后一个观点则是,危机尽管令人不快,但人们也普遍认为它们可以促进强化增长的改革。不过,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因为人们从危机中总结出的政策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看法,即他们认为何种因素才是危机的原因。

如果民意将先前的市场改革定为当前危机的罪魁祸首,则我们所获得的政策教训或将指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1998 年俄罗斯的案例,以及 2000 年阿根廷的案例便是前车之鉴:在这两个案例中,尽管危机都是由财政方面的不负责任以及不充分的改革措施所导致的,但民意却在很大程度上将危机归罪于先前的改革。

这一次,克服危机所留下的艰巨遗产之关键,同样也在于人们是如何认识危机根源的。如果民意能将政策失误与改革不足视为危机根源之所在的话,则我们有机会获得正确的政策教训,并产生出合理的增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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