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培拉——

随着英国法庭决定是否将朱利安·阿桑奇引渡回瑞典、美国检察官考虑向二等兵布莱德雷·曼宁（被控为维基解密的主要消息源）提起刑事诉讼，关于维基解密这种类型的披露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全球争论在继续。但这种争论通常会走向极端，提升到国家安全对民主问责的高度，这使得人们根本没有作出真正有意义的区分的空间。

对政府来说，顾名思义，只要是泄密，必然会令某部门的某些人尴尬。如果不是由媒体爆料，大多数泄密的原始出处总会涉嫌违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对泄密一刀切地加以定罪。

政府高级官员——包括我在内，我曾经是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和外交部长——所得到的最惨痛教训之一是，除了极少数情况，起诉和惩罚泄密者的努力通常纯属白费力气。这样做并不能安抚你一开始所受的中伤，反而会将伤口暴露于大庭广众。你一唱红脸，媒体就会上蹿下跳——没有什么比让当权人物气急败坏更令人激动的言论自由了。起诉通常只会让泄密者扬名天下，不仅徒劳，还会成为你挽回名誉的障碍。

但如果政府负责任，那么还是应该画出一条界线，为维系我们重要关系的个人和家庭生活隐私划定一个安全区。前美国国会议员安东尼·维纳（Anthony Weiner）的惨痛教训表明，有些东西让人知道的信息太多了。这里的关键是，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应该学会如何以及在何处划定界线，与既得利益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从而避免被人刨根问底。

维基解密所披露的某些敏感材料可以用经典的信息自由立场来予以辩护——这些泄密将被隐瞒的权力滥用曝于光天化日之下。从这个标准看，伊拉克的直升机扫射杀戮、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家族腐败、以及阿富汗战争迟迟得不到进展这些消息都属于义正词严。

但这并不能让朱利安·阿桑奇成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40年前，他披露了五角大楼文件，将美国政府的越南策略公之于众），也不能让他成为安娜·波利科夫斯卡娅（Anna Plitkovskaya，因长期坚持不懈地调查俄罗斯侵犯人权行为而被谋杀的记者）。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公开动机显得过于无政府主义了。但无论如何，有的内幕消息确实需要予以披露。

但也有一些披露是站不住脚的，至少其消息源应该受到谴责。这类披露包括将情报源或其他个人带来人身安全威胁的泄密，比如维基解密早先关于阿富汗和津巴布韦的泄密；也包括对情报方法和军事动作效果产生实际损害的泄密、对和平谈判的探索性立场（唯一的作用是助谈判阻挠势力一臂之力）的曝光以及对贸易谈判底线的披露。

所有这些情形清楚地表明，泄密具有极大风险，必须先向有关官员咨询，而不能光凭维基解密或媒体的判断就将其公之于众。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官员为维基解密的某些早期泄密提供了基于“不先入为主”原则咨询便利。

而最棘手的情形是第三类泄密：私人对话。对私人谈话的曝光会引起不满、尴尬和紧张，但不存在显而易见遮掩性公共政策理由。问题不在于关起门来讨论不好的东西——正如一位领导对希拉里·克林顿的道歉的著名回应：“你应该听得见我们是如何谈论你的。”——而在于谈话的内容变成众人皆知的信息。这一点在亚洲特别重要，亚洲人将面子视为头等大事，远非西方人所能理解。

政府没有必要对这类泄密反应过度。这类泄密确实会造成伤害和紧张，必然不利于相关人员的诚信和坦白，有时甚至威胁到合作决策的效率。但生活还得继续，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幼稚地对这类泄密拍手称快，认为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政府。不，它们不能，永远不能，因为它们会大大影响记录和传播它们的人，从而制约政府内部的信息自由交换。这类泄密会强化官僚壁垒，而如果要想在任何要求投入、合作以及共同信息和跨部门分析的领域实现政策决定和实施的高效率，就必须清除官僚壁垒。

这类泄密还会导致政府不得不对非法搜集的消息付出高溢价。防止这类消息泄露通常很难，而消息质量往往十分低下——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因为我曾是澳大利亚主要保密机关负责人。这类泄露还会压抑官员——越是有勇气的官员，受到的压抑越重——致使官员不再传达对政府政策或个人的海外批评，以免被媒体捕风捉影。所有这些都无益于改善决策。

像我这样的人早已看穿了维基解密披露行为弊大于利本质，因此拒绝为阿桑奇和他的同伴欢呼。我们可能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我们也知道，我们迟早必须习惯更多的披露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泄密的负面影响。但我们还是要指出，什么样的泄密才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