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伦敦——很显然，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一系列特定的系统性关键银行以及像AIG这样的金融机构。对此，人们对这类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助的所谓“不死巨兽”所导致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

在政治上来说，这场辩论主要集中在紧急援助的成本以及设计用来“把纳税人的钱取回来”的税收方案。在经济上，辩论则关注由于金融机构对紧急援助的预期所导致的肆意妄为的风险，这种过度冒险的行为将破坏市场的纪律——尤其是在这种担保优势都被大企业所独揽，而那些中小竞争者则只能自求多福的情况下。

许多应对这一问题的政策选项目前都在研究当中，其中包括要求这些系统性关键银行执行更高的资本比率，更严厉的监管，交易行为限制，事先设计好的决策和复原方案，以及那些不是为“把纳税人的钱拿回来”而设计，而是将外部经济效果内在化的税收政策——比如让那些犯错误的人为他们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付出代价——以及用更好的动机来诱导那些经营者。

我确信为那些“不死巨兽”所造成的问题寻找一个答案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这也是我担任主席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中心议题。但我们也不能将“必要”和“足够”混为一谈；因为只关注那些金融巨兽将导致我们忽略其他更为根本的问题。

在公众看来，既然耗费如此庞大，那么盯紧这些金融机构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当我们反思这场危机的时候，比如说10年前，许多人对当年直接救助的资金规模竟然如此之小而感到惊讶。许多政府保证基金根本无须花一分钱：中央银行对市场所提供的流动性支持或者惩罚措施通常都是盈利的，而企业出售股份所获得的资本注入将在一定程度上，有时甚至能全盘救活整个企业。

当时虽然每个国家预留的总财政救助成本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仅仅是GDP的几个百分点。但在这场危机来临之后，英国和美国的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上升到了40%~50%，此外还有将出现更多体现经济衰退的现象——GDP不再增长，额外产生的失业，以及个人的财富和收入损失。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救助的财政成本，而是信用市场不稳定所导致的宏观经济萎缩——一开始提供大量太容易或者太廉价的信用，然后却大幅收紧监管和限制。而这类信用供给问题有可能——事实上，我认为很大机会——在那些“不死巨兽”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还继续存在。

在美国，这场危机印证了地区性银行过度活跃的商业地产借贷所带来的恶果。如果这些银行出了问题的话，那么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将按照一般程序来处理，而这也是市场一直以来的预期。同样在英国，很多中型抵押银行出现了问题，还有多个建房互助协会的商业地产贷款坏账，以及两个主要银行所出现的问题。而爱尔兰则面对着由那些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较小的银行滥发商业地产贷款所导致的重大经济问题。

同样，过度关注那些“不死巨兽”将引发一种新的危险思维，认为只要我们能找到并纠正一些关键的市场失灵行为，那么我们就至少能维持一个稳定而且能够自我平衡的系统。但是导致危机的许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可能导致下一场危机——其实还隐藏在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