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200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还在继续，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除非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这次危机的原因，否则就不可能拿出有效的复苏战略。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两样都没能做到。

我们被告知，这是一次金融危机，因此大西洋两岸的政府均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银行上。刺激计划作为暂时药方大行其道，要到金融部门复苏、私人贷款重现活力才会收回。但是，银行利润和奖金早已恢复了原状，贷款却没有复苏，即使是创纪录的长期和短期利率也没能让贷款活跃起来。

银行声称贷款行为依然受到缺乏信誉良好借款人的约束，而后者又是拜萎靡的经济所赐。关键数据显示，它们这么说不无道理。毕竟，大企业无不手握万亿美元现金，因此钱并不是让它们不愿投资和雇佣工人的原因。但是，有些（可能是很多）小企业的境况就大不相同了，它们饱受资金缺乏困扰，无法成长，不少还被迫收缩规模。

此外，总的来说，商业投资（除建筑投资以外）占GDP的比重已经回到了10%（危机前是10.6%）。在房地产业存在大量过剩产能的情况下，信心不可能迅速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不管我们对银行部门施以什么措施。

由于愚蠢的去监管化政策，金融部门得以随心所欲，因此出现了不可原谅的轻率鲁莽。显然，这是引爆危机的一大主因。房地产业产能过剩和家庭过度负债的余波让复苏难上加难。

但经济在危机前就已经非常疲软；只是被房地产泡沫掩盖了。如果没有泡沫支持的消费，总需求就会出现非常大的短缺。与此相对的是个人储蓄率跌至1%，且收入较低的80%美国人每年的消费额是他们的收入的110%。即使金融部门完全恢复元气，即使这些奢华浪费的美国人不从中领悟储蓄的重要性，他们的消费也将被限制在收入的100%以内。因此任何关于消费者“归来”的言论——即使指的是去杠杆化之后——都是痴人说梦。

修复金融部门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但远不是充分条件。为了明白我们需要做什么，就必须理解经济在危机袭来之前存在什么问题。

首先，美国和全世界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制造业生产力的快速上升超过了需求的增加，这意味着制造业就业量的下滑。劳动力必须转移到服务业中去。

这一问题与20世纪初的问题非常相似，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将劳动力从农村地区逐出，驱赶到城镇制造业中心。1929—1932年，农业收入下降了50%以上，你可能会认为这会导致大规模移民。但工人被“困”在了农业部门：他们没有迁徙的本钱，同时，下降的收入大大恶化了总需求，以至于城镇/制造业失业率也出现了飙升。

在美国和欧洲，劳动力从制造业中流出的需要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制造业岗位总数有限是个全球性问题，但比重下降却只限于国内。

全球化是造成第二个问题——不平等性增加——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因素）。收入从会花钱的人那里转移到了不会花钱的人手中，这拉低了总需求。同理，能源价格上涨把购买力从美国和欧洲转移到了原油出口国，而后者意识到能源价格的波动性，自然会将大量收入储蓄起来。

造成全球总需求疲软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新兴市场囤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部分是因为1997—98年东亚危机期间IMF和美国财政部治理不善造成的。东亚国家认定，没有储备，就会带来失去经济主权的危险。很多人说“绝不一错再错”。但是，囤积储备——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当前的外汇储备大约为6.7万亿美元——固然能够保护它们，流入储备的钱却是花不掉的。

眼下，能够做些什么来修正基础性问题呢？先说最后一个问题。囤积了大量储备的国家能够更好地抵御经济危机，因此囤积储备的激励会被进一步强化。

同理，尽管银行奖金已经回到了原来的水平，但员工仍在工资下降和工时缩短的困境中挣扎，这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此外，美国也没能摆脱原油依赖。今年夏天，原油价格再一次回到了100美元/桶上方（现在也维持在很高的水平），钱又一次流向了原油出口国。而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拜劳动力从传统制造业流出所赐——进展十分缓慢。

政府在为人民需要的服务（比如教育和医疗）提供资金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而政府出资的教育和培训对重塑欧洲和美国竞争力又是至关重要的关键因素。但欧洲和美国都选择了财政紧缩，这将使经济转型进程更加缓慢。

全球经济病痛的药方必须参照诊断才下得出：一是以有利结构调整、促进能源节省和消除不平等性为目标的大规模政府支出；二是能为囤积储备创造替代方案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

最后，世界领导人——以及选择他们的选民——终究会认识到这一点。随着增长前景的继续恶化，我们别无选择。但在此期间我们还要遭受多大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