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罗奥图——

列宁有句名言：没有比货币挤兑更能动摇一个国家的了。最近的欧洲金融危机为此提供了最新注解。对今日之欧盟来说，没有比规避某个成员国的主权债务更能动摇一个货币联盟的了。

希腊债务危机所引起的动荡，以及对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在相同问题上的担忧，已使人们对欧洲银行业、全球金融体系、欧元区以及世界经济的恐惧开始蔓延。德国总理默克尔则扩大了公众的恐惧情绪，人们开始担忧欧元是否能够安然度过这次危机。

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推出的7 500亿欧元（约合1万亿美元）救助计划只能使国际市场获得暂时的喘息。这使人们得以对这次危机以及所作反应的功效进行更加深刻的分析。

联合救助计划并未触及欧元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充其量只是将痛苦的调整过程摊到更长的时期和更多的人头上。而且还带来了很大的风险——道德风险以及欧洲央行信誉和独立性的丧失。

希腊的基本问题是庞大的财政负担，这是由加入欧元区之后借贷成本降低所造成的。但并非只是希腊及其他欧元区外围国家有这样的问题。财政政策失当是欧洲和全球的普遍现象。即使希腊不必为其债务支付利息且国内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其财政赤字仍将占到GDP的6%。其他国家大同小异：爱尔兰是8%，西班牙是5.6%，英国是6.8%，美国是7.5%。

有人认为，拯救欧元的唯一出路是在货币联盟基础上建立财政联盟。此举虽然对北欧各大国、德国以及法国的高税率、高社会支出（以及不小的赤字）政策有利，但却是大错特错。目前所需要的是在各国层面上对财政政策进行限制，而不是建立一个超主权的财政当局。

欧洲和全球发达国家所共有的问题是政府支出、税收和公共债务节节攀升，当中每一项都对经济增长极其不利。为了应对这一趋势，IMF呼吁将债务对GDP比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否则的话，公共债务的井喷将持久地使大多数发达国家人均经济增长放缓三分之一或以上——发生严重的持久性停滞——而且将极大限制各国政府应对下一次衰退的能力。

但是，要使债务占GDP比重回复到危机前的安全水平，美国的基本预算盈余（扣除利息支付）在未来十年中每年都必须达到GDP的4%，欧元区达到3%（高债务国家要求更高），而日本达到7%。

希腊债务危机的基本教训并不新鲜：（1）经选举上台的官员系统性地忽视长期成本，只知道追逐眼前利益；（2）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官员才会采取行动；（3）政府政策无法逃脱经济规律的约束；（4）使点算术手段是包不住债务问题的；（5）预算政策不仅仅只是会计把戏。

只要政府借入了1欧元（或1美元、1英镑、1比索或者1人民币），它就必须在未来支 现值是1欧元的利息和本金。为此，政府要么通过提高税收来筹钱，要么通过通货膨胀来减少货币和政府债务的真实价值，要么干脆违约并进行债务重组。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最终的代价都是昂贵的。

此外，公共债务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通过税收占GDP比重的大幅提高来解决问题只会使经济增长大幅放慢。在最近几十年中，高税收的发达大国经济增长最为缓慢。而高税收国家的预算赤字并没有比税收较低的美国小；支出随着税收水涨船高。

在新的《增长与稳定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下，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将由其他成员国评估，这样能解决问题吗？IMF的意见和评估只对那些严重依赖IMF资助的国家有约束力。各国人民和政客是不会将其政策外包给周边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除非严格的债券契约迫使它们这么做。

因此，对各国来说，更好的做法是对其预算编制当局制定严格的法律限制。对财政赤字进行约束是一个开端，但并不足够。不断膨胀的国家福利以及井喷的公共赤字和债务已构成了系统经济风险的主要来源，在国家和全球层面都是如此。因此，为避免未来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就有必要对支出、税收和债务同时进行限制。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联邦预算采取过此类限制，从中受益匪浅，但在1998年取消了预算限制。将来的赤字法案不再完全受到此类规则的束缚，除非它们被写入宪法。美国多个州的宪法中有平衡预算条款（针对预算之经营，像学校建设这样的资本支出是允许举债的），总的来说收效甚好。德国最近也开始向这一方向推进。

这些规则包括允许财政政策适当地暂时充当衰退安全阀，其中一些要求绝对多数的投票结果方能实行。在当前和长期全球公共财政危机的情况下，明智的规则是大有裨益的。

问题并不在于政府支出缺乏财源，而在于政府高支出、高税收和高负债对经济增长和未来生活质量的损害。现在看来，如果政府不能对支出有所收敛，那么不仅是欧洲，全世界都难逃这一宿命。